弓与箭

春秋时期，战车兵是战争的主角，步兵仅是辅助兵种。弩出现以后，这种传统的战争形态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强弩在前，锬戈在后”，装备弩之后，军队的远战能力大大增强，从而将步兵从战车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此后，战车没落，步兵和骑兵逐步成为战争的主导力量。

战争的步兵化和骑兵化，使战争的适应性更强，非接触性的远射杀伤力，则使战争形式更加复杂多变。兵不厌诈的新式战争，令所有的传统和墨规都变得愚不可及，也显得更加血腥与残酷。

就战争史而言，一种新武器的登场，最为立竿见影的表现就是，战争的杀伤能力往往会被突然放大许多倍。可以说，正是弩的广泛使用，才导致了一个杀人盈野复盈城的战国时期；这就如同马克沁机枪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上百万人死亡一样。

弩的横空出世，使中国最早进入依靠单兵与策略的步兵时代，精英战争随着战国七雄中六国的灭亡而成为历史。

步兵战术要求军事组织具有自上而下的、严格的权力结构，以步兵为主的社会具有较为明显的集权化趋势。可以说，步兵化的大众时代，成为秦帝国的最大贡献。

与传统时代的精英战争相比，大众时代的战争规模更大，也更加残酷：杀人，或者被杀；生，或者死。

弩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也延缓了骑兵对战车的取代作用。

相对于新兴的骑兵而言，战国时代的步车方阵在机动能力上大为逊色，特别是在横向移动方面是极其艰难的。弩以其强大的远程杀伤力与威慑力，适时地弥补了步车军团这一缺陷，使步车组合产生了可怕的攻击能力，即使面对冲击力强大的骑兵也岿然不动。

可以说，如果没有弩，就不可能出现“以车制骑”，战车将彻底被骑兵取代。

随着攻守战的增多，弩开始走向大型化，这进一步提高了其攻击力和杀伤力。

《墨子·备高临》中的“连弩之车”，所用箭矢如同长矛，长达1.9米，在攻防战中，可以射穿敌军工事、楼橹和战车。这种巨弩在长矢的尾部有绳，射出之后，还可以收回再用。秦始皇最后一次南巡时，就在东海用连弩射杀“大鱼”。墨子称这种射法为“弋射”。

虽然弓箭是杀伤力很强的武器，但它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箭镞的消耗量极大。

与子弹比起来，箭矢不仅制造起来更加复杂，而且体积和重量也都大大超过子弹，因此一个人所带箭矢的数量极其有限。

根据考古发掘，商代每名士兵携带10支箭，西周是20支。《荀子·议兵篇》记载，魏国弩兵“负矢五十个”。秦俑的弩兵每人负矢达100多支，比魏卒高出一倍。在秦俑挖掘中，共出土弩机220余件，发掘的箭镞却将近5万枚。徐州汉墓出土的兵马俑比秦俑小得多，以弩兵为主，最显眼的是，背上都有一个装箭的大背包。

一个好的弓箭手，可以在短时间内连续射出很多箭，甚至能保证好几支箭同时在空中飞，因此对箭矢的消耗极大。在战争中，一旦箭矢用尽，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步兵负重往往达到身体极限。

唐朝放弃重装，以轻骑兵为主，每个骑兵都装备有弓和胡禄，每个胡禄中装30支箭。步兵也有弓和胡禄，但同时还配备一个更大的箭篓，背在身后，装箭100支，还有一把弩。可以想象，这个背篓分量不会轻。

宋朝骑兵少步兵多，装备“神臂弓”的弩兵占很大比例，士兵的平均作战负重达到32公斤。

在古代波斯帝国，骑兵每人装备羽箭120支，另外还有两支标枪。蒙古骑兵每人备箭60支，近战的重箭与远射的轻箭各30支。契丹骑兵每人配弓四张，箭矢达400支，金兵应该与其相仿。

宋金小商桥之战，南宋将领杨再兴战死，死后“焚其尸，得箭镞二升”，可见战争中箭镞的使用量之大，因此常常有“箭如雨下”的说法。

五代时期的后唐名将符存审身经百战，从身上拔出的箭镞就多达百余枚，他曾以此来教育自己的儿子。

弓箭作为一种远射兵器，与现代战争模式比较相似。可以说，箭矢的数量决定了作战的火力。在人体负重受限的情况下，辎重与补给就极其重要，这直接决定着前线的攻击力量。

汉匈大战中，孤军奋战的李陵军团因为没有后勤补给，箭矢用尽而大败。

在罗马帝国和安息帝国对战的卡莱战役中，帕提亚的弓箭手将罗马重步兵包围，帕提亚人用了1000头骆驼运箭，在充足的供应下，帕提亚弓手向罗马人射了整整一天，才将不可一世的罗马军团击溃。

到了罗马帝国末期，罗马军团竟然轻松打败了帕尔米拉弓箭手—他们等对方将箭射光后，再展开屠杀。

一个没有箭矢的弓手，只能用手无寸铁来形容。

在一些弹尽粮绝的特殊情况下，迫于无奈，有时甚至会把正常箭矢截成几段，这样一支箭就变成好几支小箭，以此来增加箭矢数量，但小箭的杀伤力无疑也大打折扣。

在金朝对蒙古战争中，金国将领强伸因洛阳城中“兵器已尽，以钱为镞，得大兵一箭截而为四，以筒鞭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