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重新出发（4）

听到丈夫李玉生的名字从贾志斌嘴里跑了出来，谭开鸥嘴巴半张，心里咯噔一下：我们的女儿，出生还不到两个月。

哪承想，谭开鸥也被当场点名！

如果谭开鸥没意见，她的女儿、母亲，第二天将由队上派车送回威远老家，而她本人，三天后回成都报到。

谭开鸥没有提任何意见。

第四天，贾志斌带领北江大队从成都出发，赶往队部越西。

成都会议要求新组建的队伍尽快到位。一切都在为成昆线让路，铁道部甚至为安徽队员特批加挂卧铺，命令沿线列车，无条件加挂这几节车厢。

距离成都会议结束仅十七天，一千六百四十八人的南江大队组建完成。北江大队打主场，贾志斌他们到位更早。

成昆铁路之前“三上三下”，除了经济基础薄弱，铁道设计部门工程地质勘察力量有限，对地质问题估计不足，导致一些工程施工中出现疑难杂症，也是重要原因。地形是死的，地质条件复杂是现实，如果不讲科学，不遵照自然规律办事，成昆铁路很可能再次偃旗息鼓。地质部的介入，南江大队、北江大队的迅速组建，有了从头再来的色彩。也就是说，三千多名队员要化身“土行孙”钻山打洞，为铁路必经处的山体、岩层、洞穴、河床验明正身，开出“体检报告”。

地质部争分夺秒，铁道部也是朝乾夕惕。

成昆铁路在1958年赶着动工，多数路段只有初步设计，无法满足施工需要。1964年10月28日，铁二院党委做出“下楼出院”决定，把办公地点设在施工现场，要求全部管理人员、设计人员三天内安顿好老人孩子，奔赴第一线，反复比选，精心核对，补齐设计短板。成都市通锦桥路的院机关作为留守处，副院长陈如品兼任主任。

铁二院当时两千号职工，一多半都是上有老下有小。老人让人牵挂，最放心不下的却是孩子。安置老人孩子，第一条路是送回老家。上面出了政策，哪怕是北京、上海、广东，人和户口一起走。此路不通，可以托付朋友。实在不行，就找陈如品。从哺乳室到幼儿园再到小学、中学，留守处都有配置，陈如品和他带领的二十多名后勤职工，就是“临时家长”。

方应杰、何寿珍夫妇是唐山铁道学院同班同学，1956年毕业，双双分到铁二院，从事路基设计。他们是1958年结的婚，因为聚少离多，1962年才有孩子。儿子出生时方应杰在工地，何寿珍只能去贵阳的娘家生产。何寿珍常常在梦里呼唤儿子，直到把自己叫醒。接到“下楼出院”通知，她的第一反应竟是：幸好儿子一直跟着外婆，不在我们身边！

不是何寿珍心硬。年轻妈妈从哺乳室孤单单走出来时泪流满面，幼儿园门口扯着大人衣角的小手不肯松开，稍大一些的孩子看着父母走出家门、走出大院时痛哭流涕，都是她难以承受的骨肉分离。尤其后来，到了工地，看到同事收阅信件时躲在角落里哭，想到回家探亲的母亲急切地想把孩子搂进怀中，日思夜想的孩子却躲在老师身后，怯怯地喊出一声“阿姨”，她都会泪湿脸颊……

铁二院两千人马撒到成昆线上，设计人员的缺口仍然很大。十万火急出门去，何寿珍和战友并不怯场。铁道部早已在调兵遣将，不久后，来自四面八方的战友将与他们会师。

这是一场更大规模的调动。铁道部下属四个设计院，兰州的铁一院、天津的铁三院、武汉的铁四院同时接到命令，支援西南铁路大会战。几乎在眨眼之间，铁二院壮大到八千余人，高峰时甚至达到一万人。

八千余人的队伍，三分之二上成昆。用一个月时间实地考察，赶在大军集结前绘制好“兵力分布图”，铁二院政治部主任高科领到任务。

考察队从贵州安顺出发，高科带队。

除了高科，除了驾驶员，考察队还有两个人：一个是计划财务处何光全，一个是人事处王树良。

时间紧任务重，一车人星夜兼程，马不停蹄。

头晚熬了夜，早上起得早，吉普车开到距离昆明一百多公里的一平浪时，何光全上下眼皮打起了架，拉也拉不开。

肯定是有“砰”的一声的，但何光全没有听到。等他睁开眼，鼻梁上的眼镜不见了，头顶多出一个包，鸡蛋大。

车翻了。吉普车撞在大树上。好在人都没事。不好的是，吉普车走不动了。

走不动也得走。不知从哪里找来一辆解放牌大卡车，高科坐进驾驶室，吉普车“坐”进车厢。何光全和王树良还坐老地方。

本就颠簸的路颠簸加倍。何光全暗自担心：一路晃荡到峨眉，我的五脏六腑能不能找到原来位置？

就这样，他们为二十七支即将抵达的队伍，提前找到了战壕。

接下来，陈如品带着三个人调度队伍，何光全又成了其中之一。

陈如品的办公室二十四小时不离人，因为敲门声可能在任何时间响起——前来报到的队伍通常是坐火车到成都，下了火车，直奔留守处。

队伍多是成建制调动，书记、队长、专业人员、工人、设备，配置一样不少。一般是书记或队长前来报到，也有书记、队长一起来的。对号入座，陈如品站在《西南铁路勘察设计队伍分布图》前，将某一个地名指给他或他们。

落了单的队员也来这里报到，背着行李，抱着三脚架、望远镜、板尺或者花杆。

不管是齐整整一支队伍，还是陆续到来的队员，他们，他们的装备，甚至他们的心，就在这一刻属于铁二院，属于成昆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