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事业（2）

沿着铁道线往前走，看不到一个村落。再往前走，看不到一个人。2002年6月，二十三岁的李惠技校毕业，去联合线路工区报到。走着走着，他的脸上额上、手掌手背全是汗，心却上了冻。同行的老工人见他脸色不好，找话宽他的心：“这里算好的了，分到瓦祖，那才叫苦！”

六年后，李惠真的调到了设在瓦祖的喜德综合工区。工区守护着沙马拉达至冕山间七个站区六十五公里正线、十五公里站线，工作内容和来之前一样，无非一天走上两万步，无非拿道尺检测轨道宽度，无非抡着六十斤的捣固镐修正轨道，无非一天把挨个拧紧螺栓的动作重复几千次……

不同之处也有。在联合，能见着天的地方比这里多，见着的天比这里大块。瓦祖除了山缝里的站台站房，几乎全是隧道。沙马拉达隧道，从南走到北，要花两个小时。遇上作业，饭菜送到洞中，热菜成了凉菜，回锅肉成了“灰”锅肉。隧道外作业，未必好多少。就说红峰吧，待上一天，身上一天都是湿的；待上一年，这一年身上就没有干的时候——红峰这地方，一年到头不是下雨，就是起雾。

李惠提出要走，工长会心一笑。走，谁没想过？

螺栓松了，得用丁字扳手紧一紧。紧固李惠这颗螺栓，党小组长张胜平，用的是袁昌友、刘兴桥这两把扳手。

这两把扳手紧过的螺丝可太多了，包括张胜平本人。

当年的瓦祖，日子真不好过。人住工棚，做饭的水从山沟里舀，下雨天，水比黄河水浑。打过几口井，出水都不痛快。蔬菜一周买一回，派出去的人早上出门晚上回，菜叶和人一样蔫。离沙马拉达隧道不远，高处冲下来的风，三次把人吹到十几米高的桥下。冬天，人在这一带作业，身子暖和不起来。袁昌友在东北当过三年兵，“冷”字在他脑子里没写这样大过。偏偏在瓦祖领工区，受地质影响，也有铁路在特殊时期修建的原因，线路质量相当差。沙马拉达隧道，火车过处，有时候，涌水一米高。洞里施工，白口罩成了黑口罩，鼻子眼睛也都成了摆设。内燃机车吐出的油烟不容易消散，加上隧道深长，缺氧，时不时有人晕倒。工人钻出隧道，有机会变成包公。人在洞中，手电筒只能照出轮廓，出了洞，照样分不清谁是谁来，除非张口辨认：

“你是张胜平？”

“我是袁昌友！”

难怪人心思走。普雄工务段瓦祖党支部第一任书记袁昌友是个例外。1984年，袁昌友第一个说服妻子，带着九岁女儿、七岁儿子来瓦祖安家。之后，他又动员另五名支委，把家搬进山旮旯里。

袁昌友来时二十七岁，到他五十三岁离开，瓦祖领工区获得铁道部授予的“全路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他也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

刘兴桥的故事，比袁昌友曲折一些。

1975年，成都铁路局基建处一段一队由成渝线集体转到普雄工务段。火车过了成都平原，向横断山脉东缘开。到了乌斯河，在峨眉时还闹哄哄的车厢安静下来，一座接一座的隧道，吞没了人们的笑容。

“不去了，回家！”对面停着一辆开往成都的列车，不管不顾爬上去者不在少数。因为思想斗争延误了时间，刘兴桥随波逐流，没顾得拿上行李。

回去没几天，刘兴桥再次南下。是父亲的一句话把他撵了回来：“修建成昆线的烈士睁着眼呢，你丢盔弃甲跑了，我这张老脸往哪里搁？”

1979年，沙马拉达隧道还叫“东方红隧道”。正月初一，道床底破，一百多米铁道线在泥浆中若隐若现。病害不是三天五天可以根治，经行此处的列车一天不能停。设置防护，引导列车缓慢通过，刘兴桥接到命令，拔腿就走。领导问刘兴桥能顶几天，他说：“大过年的，路程又远，一时半会儿，你也找不到人！”

确认线路通行条件，引导列车以时速五公里经过“沼泽”，刘兴桥一个人在隧道里守了一个通宵。

一个人是真的。

一个通宵，却是错觉。

除了列车通过时，机车大灯带来短暂光明，隧道沉浸于一片漆黑。刘兴桥并不知道，他在洞中走来走去的“一个通宵”，实际是三个昼夜！

如今，扳手传到了李惠手上。2015年4月调任瓦祖线路巡养工区党支部书记、工长的他，常常向年轻工友讲起袁昌友、刘兴桥的故事。有时候，他也讲起父亲的故事。父亲从部队转业到西昌大修段，一辈子只干一件事：成段更换钢轨、枕木。成都到攀枝花，攀枝花到成都，成都到攀枝花，三趟下来，三十四年过去了。父亲退休后，第一次同李惠见面，话没说上三句就绕回路上：“瓦祖苦是苦点，单纯。纯度高的金子，不怕埋得深。”

住的吃的同当年比可谓天上地下，同事们还买来鱼苗、花木，营造起工区小环境。工区战线长，队伍每两个月搬一回家，工具、材料、寝具、锅碗瓢盆一同迁徙。以前全靠两只肩膀两条腿，两百多斤的螺栓机、三百多斤的精磨机，压得人变形。如今山下建起公路，搬家，汽车拿大头。条件好了，效率高了，从2019年起，瓦祖线路巡养工区变身瓦祖工电综合整治工队，管的地盘扩展至喜德到尼波的九个车站，压力反倒不如以前……李惠说这些，是不让父亲担心。要是少不更事，他说的就是下面的话了：工队二十二人，一半安家西昌，一半家在成都、绵阳、遂宁。正常情况下，上班十天休四天。等车、坐车，路上耽搁的时间加起来，也许不止四天。所以，家在外地的工友，把假期攒起来一年回去一次。刘和平家在遂宁，父亲病重，他没能在病床前尽孝。徐莫勇母亲住院一个多月，照顾母亲的重任，妻子独自完成……

小家在月华，父亲住西昌，都不算远。但是李惠回月华，一月只能一次。去西昌，三个月一次就不错了。只因5633次列车下午6时后才到瓦祖一带，而5时整，李惠得排班点名、图示分工，为晚上8时至10时的夜间天窗做好准备。为此，那天，李惠借着酒意为自己开脱：“干了这行没办法，千万别说我忤逆不孝。”

老爷子瞪他一眼：“现在好歹有电话。想当年……”

孤单寂寞苦，不只是客运段、工务段“专利”。

1970年12月31日下午6时，成都北站，十八岁的刘兴发登上列车，到西昌水电段普雄水电连报到。

车到普雄是1971年1月1日中午11时30分。刘兴发是随支援成昆线的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大队伍来这里的，迎接他们的除了连长许荣华，还有鹅毛大雪。水电连的牌子挂在车站北面一间平房的门框上，驻地在两公里外。成都铁路局新管处建了一批住房，刘兴发分到一间。窗孔没安玻璃，寒风裹着雪花，没头没脑往屋里钻。靠墙支着一张床，没铺一根草。

“我只带来一床被子，这么冷的天，怎么抵挡得住？”听到刘兴发诉苦，许荣华说：“新管处老工人在加班安玻璃，你去找找他们，争取今天安上。”

已是下午1时，刘兴发饥肠辘辘，想要一口热食。连长一句话，让他如坠冰窟：“吃饭在普雄工务段搭伙。不过今天放假，你去普雄街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