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千面乾隆 帝制盛极而衰的宿命（5）
“文治”风暴：精心布局的文字狱狂潮
平定准噶尔的消息传回内地，朝野上下一片欢腾。不仅满洲勋贵得意扬扬，汉族士大夫们也深深感到“与有荣焉”，发自内心地对乾隆皇帝歌功颂德，称赞他的武功足可与汉武帝和唐太宗相比。
他们想不到的是，乾隆皇帝接下来要收拾的对象正是他们。
乾隆二十四年，大小和卓之乱被平定以后，乾隆皇帝颁下《御制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文》。这篇由皇帝亲自拟定的碑文记录了他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的伟大功勋，同时也提出下一步的治国方略，那就是“始之以武、终之以文”。
大部分官员并不会注意到这八个字的政治含义。乾隆的意思其实很明确：清王朝的武力活动已经基本结束，接下来就要对思想方面的不安定因素动手了。
搞完武功搞文治。乾隆搞了几次大规模的文字狱。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是整个清朝文字狱的最高潮。据《清代文字狱档》统计，康熙亲政时期皇帝主抓的文字狱大案只有1起，也就是他晚年处理的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年间有5起，而乾隆年间的文字狱案则高达78起。康熙和雍正搞的文字狱加起来还不到乾隆的零头。
其中，乾隆年间的文字狱案，又主要集中在乾隆二十二年到四十九年间，共70起，平均每年2.5起。乾隆二十二年之前的，只有7起，平均每3年1起。乾隆四十九年后的10多年间，只有 1起文字狱案。
平定准噶尔是乾隆大兴文字狱的一个阶段性新起点。康熙发动《南山集》冤案、对汉族知识分子从宽仁走向严酷也是在他消灭噶尔丹之后。清政府统治中国的基本思路就是“分而治之”。真正的满洲八旗能打仗的就是那么几万人，要统治数亿人口、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大国，首先就必须处理好第一大民族汉族和第二大民族蒙古族的关系，其原则也可以很简要地总结为八个字——“联蒙制汉、以汉制蒙”。满蒙联盟是清朝统治的根基，所以喀尔喀蒙古要叛乱的消息才能让乾隆皇帝吓得亲自写信道歉。
正因为如此，清廷最高统治者对待蒙古族人和汉族人，在战略上必须要分开：康熙消灭噶尔丹之前就对汉族知识分子和颜悦色，雍正一开始对准噶尔用兵就放松追缴积欠，乾隆在消灭准噶尔之前也是一样。清朝的“文字狱”高潮在准噶尔汗国彻底灭亡之后才到来，正是这种战略思路的体现。
跟康熙朝、雍正朝那种针对个案严厉打击的方式相比，乾隆二十二年到四十九年的文字狱是一个系统工程，乾隆皇帝以其缜密的思维、酷烈的手段，建立了服务于清朝专制统治的思想管控体制。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此时清军已经是第三次进入准噶尔汗国，阿睦尔撒纳被击溃后逃亡中亚。乾隆皇帝也结束了他的第二次南巡，正在北返。在江苏与山东交界处，有两个灾民跪在御驾队伍面前告状，说河南西部遭遇了严重的水灾，但夏邑县的县令孙默和河南巡抚图勒炳阿联合起来隐瞒灾情。
乾隆派亲信去夏邑县秘密调查，发现灾民们说的都是事实，河南的灾荒情况比预计的还要糟糕。按照他一贯的态度，隐瞒灾情是不可饶恕的重罪，立刻下旨将图勒炳阿革职，充军乌里雅苏台，夏邑县县令孙默也被革职查办。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乾隆的处理就是相当英明果断的。但他跟他的父亲雍正、爷爷康熙一样，喜欢“为民做主”的同时，也对来自人民的“主动维权”保持着高度警惕，而绝不会像朱元璋一样信任老百姓并且鼓励他们上告。处理官员的同时，乾隆就下令严刑拷打这两个上访的灾民：背后有没有人指使组织这次告御状事件。
想要知道皇帝巡视的路线并且翻山越岭按时拦住御驾队伍，肯定超过了真正最穷苦的那部分老百姓的能力。经过审讯，这两个灾民承认，他们得到了当地秀才段昌绪的资助，状子也是段昌绪写的。乾隆得知后，就立刻下令地方官去逮捕段昌绪。
逮捕的命令比革职官员的命令更先到达夏邑县。夏邑县县令孙默知道瞒报灾情的后果必然极为严重，但他也知道摆脱困境的方法——把案情往皇帝更关注的方向引导。地方上的秀才们平时都喜欢讨论政治，还会写一些时评，保存一些政治历史类的书籍。一旦可以从段昌绪家里搜出来有政治问题的文字，那么孙默就可以将功补过，逃过一劫。
奉旨逮捕段昌绪的时候，孙默就亲自带人把段家上上下下所有带文字的东西都检查了一遍，还真让他给找到了“好东西”：吴三桂讨清檄文。
孙默大喜过望，立刻将它快马汇报图勒炳阿。图勒炳阿又添油加醋地写了一份密旨，以八百里加急送往乾隆皇帝行在。
乾隆看到这份文件，脸色立刻就变了。案件开始往孙默设想的方向发展：皇帝果然收回了对图勒炳阿和孙默等人的处理决定，认为他们虽然有瞒报灾情的行为，但能侦破这种反清大案，“尚属能办事之员”，功大于过，“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不必革职，继续留任。直隶总督方观承奉命前往河南，会同图勒炳阿办理此案。
之前，退休高官彭家屏向乾隆汇报过图勒炳阿隐瞒水灾的情况。彭家屏的老家就在夏邑县。乾隆据此认为他必然与此案有所关联，在给方观承谕旨中特别注明了一句：将彭家屏家也一起查抄，看看有没有类似的谋逆文字。同时令彭家屏进京，由皇帝亲自审讯。
严刑拷打之下，彭家屏承认自己家里也保留着一些明末的野史文献，如《豫变纪略》《南迁录》等。但收藏这些书在当时并不算什么严重的罪行。而且这些东西在抄家之前，就已经被彭家屏的儿子一把火烧毁了，啥也没查出来。最后只查出来彭家屏自己的文集《大彭统纪》。经过审理，刑部认为其书名狂悖，里边遇到跟清朝皇帝名字相同的字也不避讳，更是大逆不道。
最后的结果，段昌绪被处斩，彭家屏赐死，彭子被判斩监候。乾隆特别下旨，既然彭家屏如此关心老家的百姓，那就把他的家产和土地全部没收，分给灾民用于救灾。
随后，地方官员向乾隆汇报说，当地老百姓得知这样的处理结果，感动得痛哭流涕，“黄童白叟，跪听宣扬，踊跃叩头，欢声动地”，称此为“千古未有之鸿仁”，痛骂段昌绪等“逆徒败类”，纷纷表态，从此以后，一定会善良守法，以此报答圣恩。
这个案子很好地展示了乾隆作为满洲领袖和中国皇帝的双重身份。他对自己的定位首先还是满洲领袖，其次才是中国皇帝。尽管他很重视民生疾苦，在赈灾救济方面一直颇为慷慨，但只要跟满洲专制统治出现矛盾，哪怕不是直接的矛盾，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把维护统治放到更优先的地位。这也向帝国全体官僚传达出了清晰无误的信号：“文字狱”问题已经成为皇帝关心的重点。
受到段昌绪、彭家屏案的影响，全国各地很快掀起了文字狱的浪潮，官员们纷纷开始查找各种“逆书”，以此向皇帝表功。
乾隆二十四年，也就是彻底平定南疆的这一年，乾隆下令成立《通鉴辑览》编修馆，编订一部符合清政府意识形态的新的中国通史，以首席军机大臣傅恒、军机大臣来保、内阁大学士尹继善和刘统勋四人为总裁，设副总裁七人、提调官十五人、收掌官五人、纂修官十二人、校对官十人、总校官十二人，写成的书稿随时上呈皇帝批阅，规格高、规模大。
对于编修此书的目的，乾隆在其撰写的序言中说，康熙之前就有《御批通鉴纲目》作为对历史研究的最高指示，但只是提纲，没有对旧有的史书进行修订，所以乾隆才编了这套书，对自从黄帝以来几千年的历史，按照“大公至正”的标准进行编写，以此为天下万世君臣学习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