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鸦片战争 帝制末期的危局时刻（2）

“仁宗”之治：又一个儒家圣君出现了

39岁的嘉庆皇帝在惩处和珅及其死党方面显示了一定的魄力。毕竟他已经在乾隆的阴影下当了3年的皇帝，憋了3年的干劲一下子释放出来。但这股劲用完以后，一放松下来，嘉庆皇帝就开始现原形了。

乾隆晚年，沉溺于千古第一完美皇帝的自我设定中不能自拔，什么事情都要跟历朝历代的名君圣主比上一比。看起来威福无双，其实已经掉进了儒家士大夫给他挖的坑里边。因为历史是儒家士大夫写的，要跟历史上的圣君比，那就难免要被儒家学者牵着鼻子走。

乾隆以为，本朝一直以来没有嫡长子继承皇位，是一大遗憾。自己若能让嫡长子继位，那就是更加完美。殊不知，满族人原先不使用嫡长子制度，这是纯粹的汉族王朝惯例。这个念头一动，他在继承人选择上就开始往理学的坑里跳了。乾隆跟几个皇后所生的儿子都早死，没有嫡长子，但儒家对继承人还有其他规范，比如皇子读书，就必须延请理学大师授课。乾隆啥都学康熙，唯独在儿子教育方面放松了警惕。康熙可是当着儿子们的面一再羞辱甚至暴打儒学老师的，以防儿子们忘了清朝皇权的本质。他教育出来的两个继承人——雍正和乾隆，在这方面都精得很，绝不含糊。但轮到乾隆自己就不行了，千挑万选，选了一个对儒家理论深信不疑的继承人出来。

嘉庆年轻的时候长得很标致，也足够聪明伶俐，骑射功夫也棒，读书读得也好，又尊师重道、孝敬长辈、举止端庄，怎么看怎么都是儒家圣君的好苗子，亲信大臣们也都夸奖他贤能。乾隆越看越欢喜：就是他了，他就是千古第一完美皇帝的完美继承人。

在搞禅让大典之前，乾隆还有点担心：这个儿子会不会不够懂事，当了皇帝之后就不尊重他这个太上皇了？想不到嘉庆的政治意识非常到位，除了礼仪性事务，其余全都听由太上皇处置。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太上皇跟前端茶倒水伺候着，从来不作任何决定。这让乾隆浑身舒坦，得以安享晚年。

乾隆暗中观察自己这个继承人，越看越满意：36岁正值壮年当上皇帝，竟然还懂得低调装傻，果然很有政治智慧，自己没看错人！

事实证明，乾隆还是看走了眼。

收拾完和珅及其同党之后，嘉庆开始认真观察自己执掌的这个庞大帝国。以前什么事情都有英明神武的老爹太上皇作决定，现在老爹没了，他感觉到似乎有点手足无措，下令让官员们上疏献计献策，建议如何治理好国家。

很快，各地的建议纷纷呈上，但大多都是冠冕堂皇之语。只有编修《清高宗实录》的洪亮吉上疏非常特别，他分析川楚白莲教起义的教训，指出国家的关键问题所在。

洪亮吉说，现在一个方面大员出巡，每到一站都有按规矩应得的礼物，叫“站规”“仪程”，其手下也要收门包。平时在家，则有“节礼”“生日礼”；冬天送取暖费，叫“炭敬”；夏天送纳凉费，叫“冰敬”，按年则有“帮费”。升迁调补的时候，还有私下馈谢的就更多。以上这些钱，无不取之于各州各县，而各州县又无不取之于民。

省里和府道的领导们对于基层官员向老百姓横征暴敛的事情，全都明知故纵，要不然“门包”“站规”“节礼”“生日礼”“帮费”就无处出了。各州各县也明白告诉大家：“我们之所以加倍，加数倍，实是各级衙门的用度，一天比一天多，一年比一年多。”但是细究起来，各州县打着上级领导的旗号搜刮上来的东西，上司得一半，州县揣到自己腰包里的也占了一半。刚开始干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有所顾忌，干了一两年成为旧例，现在已牢不可破了。

这时候你找总督、巡抚、藩台、臬台、知府告状，谁也不会管你，连问都不问。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当中，偶然有一个两个咽不下这口气，到北京上访的，北京方面也不过批下来，让总督巡抚研究处理而已，派钦差下来调查就算到头了。试想，老百姓告官的案子，千百中有一二得到公正处理的吗？即使钦差上司比较有良心，也不过是设法为之调停，使两方面都不要损失太大罢了。再说，钦差一出，全省上下又是一通招待，全省的老百姓又要掏钱。领导们一定要让钦差满载而归才觉得安心，才觉得没有后患。

几次博弈下来，各州县的官员也明白了，老百姓那点伎俩不过如此。老百姓也明白了，上访告状必定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往往激出变乱。湖北和四川的人民叛乱，就是这个原因。

洪亮吉说了这么多话，核心的意思就是官逼民反，或者叫造反有理。搜刮老百姓是各级官员的共同利益所在，这就决定了老百姓告状的成功率不过千百之一二。因此，除了造反之外没有更好的出路。

最后，洪亮吉得出结论：“皇上当先法宪皇帝之严明，使吏治肃而民乐生。”当前要谋天下大治，就应该学习雍正的铁腕治吏。

看了这种观点，嘉庆很生气，以“言辞鲁莽”为由撤了他的职，让廷臣一起审他，不过也嘱咐说不要上刑。会审的结果，廷臣们给洪亮吉定了一个“大不敬”的罪名，建议砍掉这个家伙的脑袋。最后，皇恩浩荡，从宽发落，将洪亮吉发配新疆伊犁戍边。洪亮吉老实认罪，痛哭流涕，感谢宽大处理。

经过洪亮吉一案的处理，嘉庆向天下发出了清晰的信号：雍正皇帝的手腕不会再回来了，大家不要因为我杀了和珅而想太多，那是特例。

以“仁义”治理天下，才是嘉庆所追求的治国方针。

对吏治问题和体制改革避而不谈之后，剩下的就是摆在明面上的财政问题了。

鉴于国家财政亏空严重，嘉庆也开始查亏空。这是雍正、乾隆都一直在搞的政策，嘉庆应该不难学习。但根据儒家思想，钱财这种东西都是次要的。君王不能贪财，像明朝万历皇帝开征商税、矿税之类的做法早已被历史唾弃。君臣之间，仁义道德才是最重要的事。君主要表现得仁慈宽厚，臣下才会向君主学习；对人民也仁慈宽厚，这样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所以，对于他父亲和爷爷的那些铁腕做法，嘉庆虽然不敢批评，但也绝对不愿推行。这也是他为什么要严肃处理洪亮吉的原因。

嘉庆查亏空的做法是“秘密推行，徐徐办理”，也就是不要大张旗鼓地搞，也不要搞得太急，不然显得皇帝把钱看得太重，还会增加人民负担。他主要通过批示催促，让臣下慢慢地悄悄地把亏空填上就好了。

嘉庆四年三月，乾隆刚死掉两个月，山东巡抚就奏请皇帝下令填补亏空。嘉庆首先表示这个提议好，应该把亏空填上，然后说：“徐徐办理，自有成效。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培养元气胜于仓库实贮奚啻万倍！至于大吏洁己率属，各员尽革陋规，皆为善政，以此弥补足矣。捐廉罚银等事，朕必不为。”

翻译成白话就是说：这事儿我看要慢慢来才好。只要百姓富足，你还担心什么亏空？培养元气比财政充足重要百倍！你提到说高级官员要带头保持廉洁，大家一起革除各种陋规，这都是好办法。用这样的办法来弥补亏空我觉得就够了，什么罚款之类的事情我是不会干的。

同年四月，直隶总督胡季堂又奏请严查当地亏空的有关责任人员，并主张将这些人抓到省城来勒令退赔，填补亏空。嘉庆一看，吓了一大跳，赶紧批示说：“封疆大吏当以吏治民生为重，而财赋次之，胡季堂何不知大体若此！”

他骂完胡季堂，又接着说，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让你不追查亏空，只是要“次第清厘，何必亟亟”。

这样一搞，下边就有点糊涂了，查亏空又不让追究亏空人员的责任，这还怎么查？

五月，户部报告，说出现了2000万两银子的亏空，嘉庆又有点急了，要求各省节约开支，研究一下怎么填补亏空。湖北布政使孙玉庭看到上谕就提议说，干脆把亏空1万两银子以上的地方官员抓起来追赔。因为所谓的亏空，无非就是两个原因：一是钱收上来了，但是被官员贪污浪费了；二是该收的钱没收上来，而敢于抗拒国家钱粮的人，肯定有官员在背后撑腰。所以不管怎么算，把负责官员抓起来追赔总没错。嘉庆当然无法接受，立刻否决，告诫他“切勿孟浪”。

最后，还是广东巡抚最先摸清楚了皇帝的心思，上奏说：以前的亏空问题很复杂，估计也查不清楚了，不必再追究责任。应该把亏空列出来，以后每年弥补一部分，逐年完成。然后让官员们廉洁奉公，减少浪费开支，这样既可以培养人民的元气，又可以让国家财政充足。

嘉庆看了非常高兴，连连批示：说得好，说得好！就按照这个办法来办理，三年能有所成效，也不能说慢，如此“缓缓归款，上行下效，未有不能完之理”。总之他认为，就是全靠官员自觉，问题就能解决。

还有一些官员不太懂事，把查出来的责任人员名单上报给了皇帝。嘉庆看了之后很不高兴，批示说：“若概行查办，则经手亏缺及接任虚报各员，皆当按例治罪，人数未免众多，或尚有贤者，亦觉可惜，是以宽其既往之愆，予以弥补之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