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鸦片战争 帝制末期的危局时刻（5）
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声称：政府是不得不存在的恶。这种表达一度十分流行，但其实是错误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政府是不得不存在的暴力机构。
暴力本身是中性的，不一定是恶，为了应对恶而不得不使用的暴力是属于善的范围。
而人类之所以需要政府这个暴力机构存在，其根源则在于人性中的恶无法通过教化来完全消除。如果人性之恶可以通过表率、教化、说服等方法消除，那么政府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像修建公共工程、普及基础教育等工作，如果通过说服教育可以让所有相关利益方都团结起来采取一致行动，并根据自己的获利程度承担对应比例的成本，那么这些事情也都不需要政府参与。但实际情况是，靠沟通说服根本摆不平各方利益关系，必须依靠政府强制力收取税收，然后在公共工程和基础教育方面统一安排财政投资。
在维护社会秩序、提倡仁义道德方面，凡是把教化当成主要工作来抓的政府，无一例外都必然是失败的政府。宣讲一万遍诚信，不如抓捕一个诈骗团伙；讲一万遍仁慈，不如枪毙一个杀人犯；讲一万遍廉洁，不如严惩一个贪官。把仁义道德挂在嘴边的政府领导，不是虚伪就是无能。因为真正一心为国家、人民服务的官员会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如何合理利用政府强制力来消除社会和政府中的恶行。恶行被消除以后，善念会自动成长起来。诈骗和勒索团伙被消灭以后，人民就会自己想办法创业，踏实赚钱。政府治理如果卓有成效，很多公共工程也都可以通过社会化投资的方式来完成。
反腐败当然也是一样。失去必要的暴力惩戒，反腐败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和最终负责人，特别是暴力使用的最终决策者，皇帝的首要责任显然并不是儒家学者最为推崇的道德教化，而是学会正确使用暴力来监督官僚体系，以确保能够执行国家政治路线，完成治国安邦的使命。
在皇权扭曲篡改理学思想的同时，理学家们也积极反攻，对皇帝和勋贵们进行逆向洗脑，最终促成了统治集团的大堕落。嘉庆、道光两位被儒家思想深刻影响的皇帝分别统治了中国20多年，而这半个世纪，是清王朝腐化堕落加速的半个世纪。历史上这一时期被称为“嘉道中衰”。
在这一片黑暗之中，当然也有新的亮点出现。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在嘉庆中期，省部级官员中，旗外汉人的数量第一次超过了满族和蒙古族官员。有部分原因是儒家思想对皇帝产生影响，让他开始淡忘满汉之分，逐步丧失了政治上的警惕性。或者说，这是皇帝对天下国家的责任感加强、对满洲的责任感相对降低的结果。
但皇帝本人的因素并不是关键，关键还是在于满蒙勋贵集团的堕落速度超过了汉族精英集团。“满人不堪用”开始成为朝野共识。就算是满蒙官员要想办点实事，也发现任用汉人当下属更为称手。这里边的关键因素就是科举制度。
清朝跟元朝不一样，科举制度在官员选拔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元朝前30年无科举，后来推行了，一年也就录取几十个人，数量微不足道。而清朝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康熙、雍正时期大约就占了14，到后期则成为汉族官员任用的主要方式。科举制度可以推动官僚集团内部不断换血，让中下层精英分子有进入统治阶层的通道，从而有效地减缓统治集团腐化堕落的速度。
明朝末年，科举制度腐化严重，科举士人集团自身就成了一个祸国殃民的特权阶层。满洲勋贵入主中原，刚开始拥有很强的活力和进取心，责任心和廉洁程度都高于明末士人集团。但是，他们没有科举制度，其特权主要通过世袭来传递，腐化速度就相当快。汉族士人集团经过康熙、雍正、乾隆的反复铁腕打击，结党营私、清谈误国的臭毛病改了不少，活力有所恢复。后来虽然也在腐化堕落，但好歹有科举制度不断注入新鲜血液，情况远远好于满洲勋贵。
这样，两大集团的堕落速度一快一慢，经过一两百年七八代人的更替之后，满洲勋贵的堕落程度比汉族精英更加严重了。军事方面，八旗尚有优势；在民政方面，文化程度更高的汉族就比满族更有优势。
在汉族王朝，到了王朝中衰这个阶段，就应该出现张居正、王安石这种级别的大佬出来推动后期改革变法了。经过激烈的斗争，大变法一般会得以推行；如果取得成功，王朝就会再次出现中兴。在清朝，核心决策权不可能让渡给汉族改革家，全国层面的大改革是没法指望了。只是在省部级高官中汉人占据多数以后，地方层面出现了一些小幅度的变法。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两江总督陶澍推动的淮北盐政改革。
清朝的盐政，实行的是“大盐商”制度。一个盐区比如淮北地区，就被几个大盐商垄断，只有他们才能获得朝廷的盐引——也就是食盐销售许可证。大盐商再把盐引卖给小盐商，中间就要狠狠地盘剥一层。此外，还有一些弊病，比如为了防止私盐非法贩卖，对食盐的贩运路线也有苛刻的规定。从某盐场运往某地销售的盐，路线是定死的，必须在某个时间段通过某个检查点，检查盐引。运输的时间、路线、重量都不能有差错，否则就会被当成贩卖私盐处理。围绕食盐的生产、运输、销售，各级官员层层克扣盘剥，让食盐成本翻了好几倍，最后市场销售的盐质量差、价格贵，普通老百姓就吃不起盐。在此情况下，私盐贩卖根本禁不住，官盐又卖不出去。每年政府发放的盐引数量用不完，得到的盐税也就大大受损。政府、大盐商、小盐商、官员自己的利益全都受到了损害。
在这种情况下，陶澍挑选了淮北地区作为试点来进行盐政改革。陶澍出身于汉族平民家庭，没有什么特殊背景，就是通过科举和实干一步一步地进入官场并成为两江总督的。
陶澍的改革，核心就是取消大盐商，政府直接给小盐商发盐引，减少一个食利层级。同时，优化食盐贩运路线，减少检查站，降低运输成本，然后也对各级官吏盘剥盐业的陋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清理整肃，又加强了对私盐的打击力度。多管齐下，官盐成本下降，价格也随之下降，大大增加了官盐的销路。改革之前的道光十二年，淮北地区只卖出去24万引盐。改革之后两年，销量猛增到了58万引。后来淮南盐区抗议，说淮北有的官盐被非法贩运到淮南来卖了。政府才下令将淮北盐引上限定在了46万引。淮北盐税也随之翻番，每年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约50万两。
陶澍盐政改革对清朝嘉道中衰的大局并没有什么影响，但改革背后体现出来的汉族士绅集团崛起这个现象，决定了清王朝后期的发展历程。陶澍是湖南人，随着他官运亨通，一大批湖南人物也跟着走上了历史舞台。
陶澍有一个过从甚密的小圈子，都是志同道合的汉族士人，包括林则徐、魏源、贺长龄、唐鉴等人。除林则徐是福建人以外，其他人都是湖南人。贺长龄在道光初年担任江苏布政使、山东巡抚等职，其间他看中了一个年轻的湖南读书人，资助他读书，进京参加科举考试。这个人叫曾国藩。
嘉庆二十三年，在中央做官的陶澍巡视湖南益阳，拜访退休在家的老朋友、前贵州提督学政胡达源，见到了胡达源8岁的儿子，认定其天资聪明，必成大器，当即拍板，将自己年幼的小女儿与之定亲。道光十九年，两家正式成亲。陶澍令其“倒插门”到自家读书学习，此人名叫胡林翼。
道光十七年，担任两江总督多年、以盐政改革而名动天下的陶澍在回家省亲的途中，路过湖南醴陵，见到一副对联写得极好，就叫县令找来这副对联的作者，竟是一个年仅24岁的乡下书生。一见之下，惊为天人。陶澍对他说：你将来的成就一定会超过我。后来将其引为幕僚，把他介绍给林则徐等人认识，还让自己年仅7岁的儿子跟其女儿结为娃娃亲，认了亲家，此人名叫左宗棠。
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此三人将在未来那场决定清王朝命运的战争中扮演主角，并以“湘军三杰”著称于世，同时也将对中国历史的演进产生深刻的影响，直至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