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色大厅的一次非典型发烧（2）

我长久地凝视着几步之外的钢琴家希夫的那张脸，他微闭双目，手指在琴键上时而急驰，时而缓行，已经完全沉浸在独自的精神旅程中。这个老男人与钢琴纠缠了一生，钢琴是他的炼狱和天堂、爱人与仇敌，他与之撕扯、搏斗、爱抚、拥抱。从离开故国匈牙利到异乡各国的长久漂泊，这个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的独生子、东欧极权时代的叛逃者、英女王的授封爵士、名满天下的钢琴大师，他的生命中一定有太多故事，可惜我无从知晓。但是，我看到了希夫的一张电视截屏照片，他手拿一张纸，上面写着：如果你是一个国王，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面对镜头，希夫回答说，解放我所有的仆人。这句话展示了希夫的人格底色——他是一位有着浓厚人文关怀的音乐家。我于是明白了，为什么希夫演奏贝多芬作品，可以达到环顾天下数人、相邀华山论剑的巅峰级造诣。

从希夫与钢琴这个合二为一的声源荡漾开去，我扫视台下，那些被音波击荡到如痴如醉的听众，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西方白人，我只在其中辨认出一张面孔，那是曼联主帅穆里尼奥。他是趁着英超联赛间歇期，来维也纳看奥地利对阵塞尔维亚的一场世界杯预选赛，顺便听一场希夫的演奏会。当然，在这里你遇到任何人都不会太意外。所有这些听众，应该都可以归于广义上的西方文明共同体。文明其实就是不同人群画出玩游戏的圈子，当然，每个大圈子里又画了很多小圈子。比如西方文明这个大圈子，里面那么多小圈子曾经彼此相生相杀，但在我眼里，西方文明可以被少数几个事物简约标记，其中最显明的是：耶和华上帝与古典音乐。

如果在二战之前有人说，欧洲古典音乐与人性中光明和黑暗的消长无关，这人一定会被很多知识人拿来痛殴。但人类竟然在20世纪里，目睹了一个最有音乐素养的民族将另一个民族送进了死亡集中营。更可怕的是，当那些男女老幼赤条条地列队走向毒气室时，竟然还有一个囚犯乐队在为他们演奏古典音乐。

就在几天前的一个冷雨黄昏，我曾独自站立于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里，万籁俱静之际，耳边仿佛响起了那些冤魂离开人世前听到的悦耳的古典音乐声。我忍不住浑身颤抖了。

德国哲学家、音乐理论家阿多诺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其实按他这句话推论开去，作曲何尝不是野蛮的，也许比写诗更野蛮。

犹太女子乐队成员菲奈龙，讲述过她们为奥斯威辛监狱长克拉默演奏的故事。

“当我们演奏舒曼的《梦幻曲》时，监狱长克拉默哭了。他曾将两万四千多人送进了毒气室。当他工作干累的时候，会到我们这儿来，聆听我们演奏音乐。”

“这些纳粹军官让人难以理解，他们能无情地枪毙和杀害他人，把别人送进毒气室。但当他们做完这一切，音乐响起时，又会变得如此敏感。”

希夫的匈牙利犹太人父母，就是二战纳粹种族灭绝的幸存者。我不知道他们在那场极恐怖的布达佩斯犹太人大屠杀中，是如何侥幸逃生的。当我在希夫的家乡布达佩斯，站立于多瑙河畔那一地散乱的鞋子雕塑之间时，我感觉到了那些被捆绑后、推入严冬冰冷河水中的上万名犹太人的极度绝望。在那一刻，他们心中响起一声哀叹：上帝在哪里？

看来，遏制奥斯威辛的力量，既不可能来自上帝，也不可能来自古典音乐。

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相信，遏制奥斯威辛的力量只能来自人们在公共领域的行动，只有人们公开地诉诸行动，才能使人性重新显现。希夫爵士就是这样做的，他对祖国匈牙利的民族主义、仇外心理、反犹主义者和曾经的居住国奥地利日益偏右的政治倾向，一向公开进行强烈批判。为此，他受到了匈牙利民族主义分子的威胁，在长期去国离乡之后，不得不宣布继续自我流放。

四部大套钢琴作品演奏结束后，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希夫爵士返场加演了两支曲子，整个演出才圆满结束。

我侧过头，望着身边那位意象中的远古洞穴人，他似乎被希夫敲打了两个多小时的那奇怪又好听的声音搞迷糊了。原始人类要想最终弄明白，这声音的魔法中有自然律，或者相反，自然律中隐藏着魔法，恐怕还要经历上万年。于是我拍拍洞穴人裹着兽皮的右肩，对他说：“老兄，抱歉一开始就让你来听贝多芬这些人的曲子。这样吧，你回去后，弄一根鸟的腿骨，设法在上面钻几个孔，然后放在嘴唇边吹一吹试试，接着看看周围的同类和世界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这个洞穴人目光迷茫地看着我，似乎点了点头，然后嗖地一下消失了。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从德国南部施瓦本山区的远古时代穿越而来，因为一位考古学教授在那里的洞穴中，发现了一支距今超过三万五千年的骨笛，由秃鹫的桡骨制成。据称，这是迄今发现的人类最古老的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