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现代情怀滋养的经典析说—读刘剑梅《小说的越界》（3）
从她的《灵动婉转的散文体小说》中，读到她对托卡尔丘克写作的这段精准论述时，我吃惊地在房间里默站着。这种默然的站立，一方面是为那时自己对托卡尔丘克写作的无知而惊讶；另一方面，是对刘剑梅敏锐的阅读、感悟而愕然。尽管我自己并不完全认为托卡尔丘克的写作是一种散文体小说，也不认为她一定就是碎片化的写作，而觉得她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对已有故事有意的重组和再塑，甚至觉察到了她在这种重组、再塑中的艰难和锲而不舍的叹息与努力，但当批评家敏锐地意识到托卡尔丘克“带我们飞越各种固定的沉重的边界，飞离各种重复单调的表述形式”的意义时，她那种对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把握和敏锐，又一次横亘在了我面前。她总是能从中国文学最顽固、板结、封闭的土地上，敏锐注意到世界文学中最为鲜活的探索和冲击，并能从中文以外的写作中阅读、回望、医证出中国作家写作在面对世界文学不可逆的潮进间原地踏步的脚音和无奈退倒的歌唱声。正是因为这一些—从中国文学中走出去，又从世界文学中走回来，这种往复来去的每一次环行、观望、医证和比较，使得她的这些对现代经典的拆解、条理和析文，都怀着一种对世界文学的敏锐和对中国文学固封的焦虑。也正是她反复地从这块土地、故文的出发和对这块土地、故文的再回，使她率先去理析了《2666》对中国文学真正的价值在哪儿；托卡尔丘克的写作，对中国文学写作的意义在何方。乃至于面对没有那么知名的法国作家菲利普·福雷斯特的小说《永恒的孩子》和《然而》，她也敏锐地写出来了《拒绝遗忘的书写》；面对舒尔茨的《肉桂色铺子及其他故事》和《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这些作家们痴爱而读者寥冷的小说，她又写出了《色彩缤纷的舒尔茨》。还有面对鲁西迪那难啃的骨头《午夜之子》等，她都能直系纲领地拆解和论述。《互绑的个人与历史》将《午夜之子》这栋复杂的建筑拆解还原为原材料；《文学如何面对暴力》将《2666》还原为一栋建筑的骨架和地基；《灵动婉转的散文体小说》将托卡尔丘克小说中始终氤氲弥漫的韵云与气息、时间与历史，化解为云、雨和日出，这种拆解和还原力，对于批评家正是敏锐和天赋，一如天才的作家总能把一滴水衍生为大海。且她的这种能力又总是和中国文学联系在一起—但凡在世界文学的书写里，有小说对中国文学有弥缺补憾之意义，她都能从缺憾的文学中走出去，透过敏锐的阅读和感悟，到更广阔的文学之林里徜徉后，带着敏锐分析、比较的一桥一梁走回来。这些从文本出发的比较与论说，一方面是为了改变中国作家的写作而写作；而另一方面，乃至于她更多是为了“我看到”和“说出来”的自由而着笔。因此间，敏锐的发现，就成了她阅读和论述的起点乃至为一个终点了，宛若一个敏于自己身有术疤的人，仅仅是为了对天气的感应而持续存在着。
情怀、宽广、敏锐—对《小说的越界》这本如此蕴含文学前沿意义的论文集，不能不说的是批评家最具个人意味的现代性。她的现代性不是我们日常说的小说写作的现代性，而是一个批评家对20世纪文学现代性始终如一的倾情与关注，是批评家以一个女性或女性主义者的独有目光对文学的投射、分析和研讨。这在中国诸多批评家中是鹤立鸡群或独一无二的，尤其以女性和女性主义者的目光去瞻望或析说—这里说的并不单纯是指那篇她在这本书中对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优美论述—《家的忧伤—女性的写作》—如同散文一样，娓娓道来地对美国女作家玛丽莲·罗宾逊的《管家》、印度女作家阿兰达蒂·罗伊的《微物之神》和韩国女作家韩江的《素食主义者》进行条理分析，发出对“家”这个如此烟火、世俗和温暖的房居，被女性、现代的目光戳穿而成为女人笼窝的批评和批判。还有她在这本书中关注的所有作家和作品，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立场到格雷厄姆·格林和日本作家远藤周作的《沉默》和《深河》，当中文批评家多都对此沉默而三缄其言时，她却是始终并反复地提及和讨论，始终将宗教、信仰作为现代文明和当下文学更应该关注的现代性的问题去读、去说、去论述，如同她从来都不搁置、疏远暴力、女性和女性主义的文学一样。还有文学中的时间、梦幻、结构、第三空间和现代生活与文学的碎片化等，这些在世纪文学中万花筒般被反复旋转、变幻到使人眼花缭乱，而不得不使许多写作者乃至整个中国文学都返回传统和现实主义以喘息、歇栖、逃离和守成的姿态写作与阅读。而她却从来都以一个女性温润而执着的姿态，始终如一地相信时代无论如何是要向前的，文学可以回归，但最终还是要向前的。她以这种理解退守、却又称颂执着前行的现代性，几乎目不转睛地盯在那些更有现代创造意义的作家和作品上。在她看来，博尔赫斯的梦和梦中梦，图书馆和图书馆中的书，迷宫和迷宫中的路，时间和时间中的空间及空间中的新时间为文学加了起飞的翅膀。因为“只有在梦中，作家才有虚构时间的能力，打破直线式的进步的时间观”。在《色彩缤纷的舒尔茨》中，她不光精密、究细地去论述舒尔茨小说中的变形、时间和梦幻，还独有洞见地发现舒尔茨小说中的“自然精神”，看到了舒尔茨在他不多的小说中无处不在的“物质的深处，隐藏着无限的可能性。植物、动物、家具、窗户、大门、墙壁、季节和我们生活周围的点点滴滴的物质和环境，全部都等待着他来赋予其生命的呼吸和灵魂”。这种对舒尔茨“自然精神”的洞明，除了阅读与写作的敏感，更需要的则是对小说现代性的高度认知。没有这种更具现代意义的个人认知，我们则无法从根本上理解舒尔茨。在《思想—小说的另一条路》中，她从索尔·贝娄和他的《赫索格》《晃来晃去的人》《洪堡的礼物》等小说中以“思考”对人物、故事和风格的取代说开去，并以此延宕开来，讨论一种独有写作的“回心”“向内转”“内心世界”“内在经验”及托马斯·曼的《魔山》，库切的《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但批评家最终要阐明的，却是文学要摆脱“单一模式”的重要性和现代性。
我们当然不能说刘剑梅是现代小说的铁定拥戴者，但在《小说的越界》一书里，她让我们通常被人道固有拥抱的人文情怀，几乎毫无保留地转移至了对文学，尤其是更具独创意义的现代主义文学的拥抱和颂扬上。她以一个女性批评家的独立、洞见、绸柔、温润的笔墨，随情随性、自由无束地去讨论几乎所有在传统的目光下，都显得突兀、横亘的现代性问题，使得并不厚重的《小说的越界》，成为当下几乎所有大陆论集中最为鲜明的一册；也成为从今天这个文学时代的上空，清晰划过的一道“越界”的光，为今天的读者、作家和论家，留下了超越中文的更为宽广、独特、自由论说和飞翔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