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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致远:白头仍写颂圣诗(1)

书名:抉择:鼎革之际的历史与人本章字数:2367

马致远固然有冷漠于世事纷争,希望着“西村最好幽栖”的一面,

他自号“东篱”,

散曲集亦名为《东篱乐府》,

显然都是在追念“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

不过,和陶渊明相比,

归隐后的陶渊明“觉今是而昨非”,

他却仍有“老了栋梁材”“恨无上天梯”的抱怨。

马致远在元曲中的地位,犹如唐诗中的李白、宋词中的苏轼,与关汉卿、白朴、郑光祖并称为“元曲四大家”。有一首《凌波仙词》单道他的好处:“万花丛中马神仙,百世集中说致远,四方海内皆谈羡。战文场,曲状元,姓名香,贯满梨园。《汉宫秋》,《青衫泪》,《戚夫人》,《孟浩然》,共庾、白、关老齐肩。”

相传,这首词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贾仲明。他在这首词中称马致远为“曲状元”,没想到,这个说法在六百余年后竟还引出一段公案。先是谭正璧先生在《元曲六大家略传》中引华连圃《戏曲丛谈》的观点,认为马致远曾“中曲科状元”。赵景深先生不认同这个观点,作《有关马致远生平的几个问题》一文,对华连圃所引三条证据逐一作出批驳,并得出结论—元朝没有以曲取士。

自明以降,一直流传着“元人以曲取士”的说法,但多为以讹传讹,以元代文献证之,绝无此事。据《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记载,元代实行科举可谓一波三折。元“太宗始取中原,中书令耶律楚材请用儒术选士,从之”,但只在九年秋八月尝试过一次开科考试,“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以不失文义为中选”。此后直到仁宗皇庆二年十月,又有中书省臣奏称,当朝官员来自“习儒者少”,而多数“由刀笔吏得官”,如果要改变这种现状,唯一办法只有“贡举取士”。至于“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摛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

仁宗皇帝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诏告天下,定于来年八月恢复考试制度。其中规定:“科场,每三岁一次开试。举人从本贯官司于诸色户内推举,年及二十五以上,乡党称其孝悌,朋友服其信义,经明行修之士,结罪保举,以礼敦遣,贡诸路府。”对于考试的程序和内容,诏书也有具体要求:“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已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以下,皆正八品,两榜并同。”

上述内容来自皇帝的诏书,应该是可信的。它告诉我们几件事:第一,元代自太宗九年至仁宗延祐元年,大约有七十七年是科举考试的空白期。如果说,马致远的生卒年在1250年前后至1324年前后是大致不错的话,那么很显然,他没有参加科考的机会。第二,考试的目的是选拔经世致用的人才,“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他们对隋唐以来科举考试“兼用诗赋”的做法是很警惕的,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士始有弃本而逐末者”,“其弊遂至文体卑弱,士习委靡”。对此,俗尚弓马的草原民族是不能认同的。既然如此,则很难想象他们会采取“以曲取士”的做法—杂剧编得好,便能做官。第三,考试内容规定得也很清楚,都是四书经义、诏诰、章表、经史、时务之类,根本没有戏曲,自然不能说“以曲取士”。至于称他为“曲状元”,其实与科举无关,只是表明他在戏曲行里的地位罢了。

但马致远毕竟是做过官的。据钟嗣成在《录鬼簿》中的记载,他的官职为“江浙省务提举”。钟嗣成是马致远的晚辈,他这样说当是有根据的。提举一职为元承宋制,是主管部门事务的职官。《元史》曾有记载:“太宗六年,设国子总教及提举官。”并于“世祖中统二年,始命置诸路学校官”,又于至元二十八年,在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书院内,设置学正、山长、学录、教谕、教授等职位,而“教授之上,各省设提举二员,正提举从五品,副提举从七品,提举凡学校之事”。不过,元代提举一职涉及很多部门,除了学校教育,还有诸如“医学提举”“宝钞提举”“盐课提举”等,都以提举名之。马致远是哪个部门的提举,还很难说。有人说是管理学校事务的提举,只是想当然,并无过硬的材料证明。

如果说马致远曾担任“江浙省务提举”一职,负责管理学校事务的话,那么,在1291年这个时间点上,他大约已经四十岁了。即便他在此时得到了这个职位,他通过什么途径得到这个职务以及他的整个身世,仍然是个谜。孙楷第先生曾提到一位“广平马致远”,广平在今河北省永年区境内,此人也有在江浙行省做官的经历,生卒年亦相近,但他是个循吏。结合马致远的散曲和杂剧,很难在二人身上找到相似之处。马致远写过一组散曲《【双调】拨不断》,当是他隐居西山时的怀旧之作,其中提到了“九重天,二十年,龙楼凤阁都曾见”;另一首《【中吕】喜春来》,还曾写下这样的句子:“昔驰铁骑经燕赵,往复奔腾稳似船,今朝两鬓已成斑。”有人因此推断马致远曾经有过二十年出入宫禁的生活,甚至很有可能是随驾征战的怯薛军的一员。怯薛,乃蒙语皇家禁卫军的音译,是皇帝身边的人,按律须由“蒙古、色目之有阀阅者”充任。而怯薛亦有分工,前一曲中“蛮书写毕动君颜”之句,或许恰好透露了他在怯薛中的职守,是为皇帝书写圣旨的“扎里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