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疾荷残说老莲（1）

此时已是大明王朝覆灭的前夜。陈洪绶以大半生为代价，

终于弄明白一个道理，

最是当官不自由。

几年前，我买过一本陈洪绶所绘的《酒牌》，书中收录了他在杭州吴山火德庙西爽阁绘制的《博古叶子》。这是他晚年的作品，一年后，他就去世了。酒牌，也称叶子，与当今人们玩的纸牌略有相似之处，流行于明清，是酒徒行令及赌徒博戏的必备之物。通常，叶子以四十张为一副，分别为文钱十张、百子九张、万贯九张、十万贯八张，另有百万贯、千万贯、万万贯、空没文各一张。然而，陈洪绶绘制的《博古叶子》却有很明显的不同，他以四十八张为一副，文钱、百子、万贯、十万贯各十张，再加上八张花色牌，有无量数、万万贯、千万贯、京万贯、金孔雀、玉麒麟、空汤瓶、半齾钱各一张。每张牌面画一个或数个人物，讲述一段故事，其中既有王侯贵戚、权臣佞幸，也有富商巨贾、文人高士，几乎涉及古代名人的各个层面。

陈洪绶为《博古叶子》自题四言诗铭，交代了绘制这副叶子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廿口之家的生计问题。他写道：

廿口一家，不能力作，乞食累人，身为沟壑。刻此聊生，免人络索。唐老借居，有田东郭，税而学耕，必有少获。集我酒徒，各付康爵。嗟嗟遗民，不知愧怍。辛卯暮秋，铭之佛阁。

辛卯年是清顺治八年。为了表明不与清廷合作的态度，几年前，他就已选择落发为僧，住在庙里。以他当时的名气，用画换钱是很方便的，绝不至于让全家二十口生计无着。但他宁可向市井的酒徒、赌徒讨生活，也不肯附和新贵，为他们作画，显示出他的孤傲个性。十几年前，为了接济朋友周孔嘉一家八口的生计，他曾画过《水浒叶子》，现在，为了自家人的生计，他又画了这副《博古叶子》。在他看来，这样做不仅可以避免为了糊口而不得不为权贵作画，而且也是他兴之所至，与酒友们推杯换盏的一件乐事。第二年春天，也就是清顺治九年二月，陈洪绶回到家乡。他的文集《宝纶堂集》卷首有孟远所作《陈洪绶传》，其中写道：“岁壬辰忽归故里，日与昔时交友，流连不忍去。一日，趺坐床箦，瞑目欲逝，子妇环哭。急戒毋哭，恐动吾挂碍心。喃喃念佛号而卒。”时年五十四岁。

陈洪绶，字章侯，号老莲，浙江诸暨人氏。关于他的生年，有两种说法，一为明万历二十六年，另为明万历二十七年，总之，他活了五十三岁或五十四岁。他这一辈子，前四十余年生活在明朝，是大明的子民，其后不足十年里，清朝取代了明朝，他成了大明的遗民。所以说，他属于在明清易代、王朝更替之际，历经了旷世劫难的那一代人。大明王朝到了万历皇帝坐天下的时候，已经是强弩之末，用《红楼梦》里冷子兴的话说：“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其时明王朝表面上还是四海升平，实际上，衰败的迹象已渐渐地显现。万历皇帝采取不与朝臣合作的态度，长期躲在深宫之中，最终造成了朝臣结党争斗，而内廷阉宦乘机夺权的混乱局面。其中最突出的，便是东林党人与阉党的斗争。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明王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上台。既为新皇，他励精图治，思有作为。即位之初，他就大刀阔斧，铲除了魏阉及其势力，试图以此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但明王朝积重难返，当世已无回天之人。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明王朝陷入了内外交困。外部有女真部族的兴起，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四年自立为汗，定国号为金，史称后金。崇祯九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内部则有崇祯元年岁末陕西饥民的揭竿起义，至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国号大顺，三月十九日便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万岁山，明王朝至此被农民军推翻。辽东总兵吴三桂率兵救援不成，转向清军求助，李自成兵败，清军乘机进军关内，于十月一日迁都北京。陈洪绶一生的大部分时光就是在这种动荡不安中度过的，“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这还不是最悲催的，对他来说，更大的痛苦和折磨来自两个方面。首先，他把“学而优则仕”看作人生的最高理想，为此他宁肯放弃卓异的艺术天赋而去考取功名。然而，有许多事常常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尽管他胸怀经世致用之心，但在科举考场上却屡屡失败，终其一生，只在崇祯年间做过三个月不入流的小官—从七品的中书舍人。这种失落感追随他大半生，直到经历了王朝更替的劫难，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才渐渐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安心于卖画糊口的生涯。

如果说，画画还是做官是陈洪绶不得不面对的第一个人生选择的话，那么，在四十五岁之后，随着他期望着有所报效的大明王朝的覆灭，他不得不面对第二个人生选择，这是一次更为严峻也更加艰难的选择。明亡之际，生死已成涉及政治伦理的大问题。“崇祯之死即使不是此后一系列的死的直接诱因，也是其鼓舞，是道义启导、激发，是示范、垂训，是人主施之于臣子的最后命令。‘君亡与亡’，是为一时士人认可的道德律令；‘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况‘主’已死！死的必要性，几乎已是无需论证的”。所以，他的老师刘宗周选择了绝食而死；另一位老师黄道周，抗清失败，被俘不屈而慷慨就义；他的一些朋友，如王毓蓍、祁彪佳、祝渊等人也都殉节而亡。然而，他却选择了不死。在那场极其惨烈的以生为耻的“祈死”狂潮中，他以“遗民”的方式活了下来。或许他有不死的理由，但如何平复内心的痛楚和焦灼，对他来说仍然是个致命的问题。他晚年改号悔迟、悔僧，就隐约透露了国破之后忍辱偷生，没有立刻死节的复杂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