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疾荷残说老莲（3）

虽然前途渺茫，但他相信，只要努力，希望还是有的。是什么支持他如此执着地追求功名而绝不轻言放弃呢？说到底就是作为人子的事亲之道。他认为，事亲之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尊荣，所谓“挣来了这凤冠霞帔与娘穿”；一个是温饱，所谓“使老母饱官饭一盂，愿足矣”。这是人子应尽义务，陈洪绶也不能例外，尽管此时他的父母和发妻均已去世。为此，他在崇祯五年和崇祯十三年又有两次北上京师之举。特别是后面这次，他选择了以“纳赀”的方式，入国子监读书。对经历了多次乡试失利而功名之心犹未断绝的他来说，这是一条捷径，也是他博取功名的最后机会。然而，正是在这里，官场的腐败龌龊，以及士人对时局的束手无策，让他大失所望。先是他的老师黄道周为弹劾杨嗣昌一事，直言抗辩，惹恼了崇祯，被直降六级，贬谪为江西按察司照磨，正九品。后江西巡抚解学龙以“忠孝”的名义上疏举荐黄道周，引起崇祯的猜忌，崇祯索性将二人押解到京城，每人杖八十，打入刑部大牢，本欲治重罪，由于几位大臣力谏，改为充军广西。就在这一年，即崇祯十三年的闰月中，他的另一位老师刘宗周，又因上疏救言官姜埰、熊开元而触犯了皇帝，竟被贬斥为平民。严酷的现实终于让陈洪绶迷途知返，他“深悔当时何不弃去，半年怀负国之惭，今则弃去矣”。崇祯十六年秋，他借口家中有事，离开京城，回到故乡。至此，他才体会到不被功名束缚的喜悦。

此时已是大明王朝覆灭的前夜。他以大半生为代价，终于弄明白一个道理—最是当官不自由。甲申之乱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改元弘光，开科取士，有些朋友劝他不妨一试，被他严词拒绝了。他在诗中写道：

二王莫劝我为官，我若为官官必瘝。几点落梅浮绿酒，一双醉眼看青山。

这种轻松闲适的背后，其实是报国无门、国事无望带来的愤懑和痛苦。很快，师友们纷纷死节殉国的消息使他陷入了更深的自我折磨。开始是情感宣泄，据孟远《陈洪绶传》记载：“甲申之难作，栖迟越中，时而吞声哭泣，时而纵酒狂呼，时而与游侠少年椎牛埋狗，见者咸指为狂士。”不消说，陈洪绶在这里所宣泄的不仅是亡国之痛，还有与师友阴阳诀别之痛，更是自责、自辱、自悔、自废之痛。特别是王毓蓍的死，给予他更大，也更强烈的压力。王毓蓍是他少年求学蕺山的同窗，后来结成儿女亲家，关系极为密切。甲申年六月，杭州陷落，王毓蓍投柳桥河自尽。据说，他在投河之前，还曾给老师刘宗周写信，敦促其自尽。《绍兴府志》卷五六《王毓蓍传》记载了当时的情景：“俄一友来视，毓蓍曰：‘子若何？’曰：‘有陶渊明故事在。’毓蓍曰：‘不然。吾辈声色中人，虑久则难持也。’一日，遍召故交欢饮，伶人奏乐。酒罢，携灯出门，投柳桥下，先宗周一月死。”

这里提到的“一友”，有人认为即陈洪绶。他在王毓蓍死后所作《挽王正义先生》长诗中，也提到曾经劝阻王毓蓍不要殉节，但遭到王氏的斥责。从他们的对话中，我们似乎可以揣摩陈洪绶没有死节的内心活动，是想效仿东晋大诗人陶渊明。陶渊明曾在东晋末年做过一任小官，晋室灭亡时，他没有殉节；刘宋时再度出仕为官，做了八十一天的彭泽县令后，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为由辞官归隐。虽然陶渊明没有为晋室殉节，但他的高尚节操，仍为后世文人所推崇。这大概就是明亡后陈洪绶首先想到陶渊明的原因之一。而且，他与一些官至高位的师友不同，如老师刘宗周、黄道周，好友倪元璐，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为明王朝殉节，但他“不是金华殿里人，又无名教责其身”，似乎可以不死。所以，他劝同为秀才的王毓蓍顾惜儿女尚幼—“弱女方窥户，雏儿怯负薪”，不妨效法陶渊明，归隐田园。但王毓蓍却有他的担心，“吾辈声色中人，虑久则难持也”—我们都是贪恋声色之人，如果不能即刻赴死，时间长了，则很难坚守节操。有些话他也许不便说，仅就儒家对于士君子的“潜德”规范而言，是不赞成以养亲、抚孤为理由拒绝死义全节的，“徒以全躯保妻子为幸，孟子所谓小丈夫也”“非君子之所谓贞也”。

陈洪绶选择了不死。然而，他活得却并不轻松。他常常因触景生情而感到内心不安，经过从前做秀才时与友朋一起读书的学堂，他便觉得自己是个不忠不孝之人。为了躲避清军的追捕及避免剃发的耻辱，他在诸暨的云门寺落发为僧。但佛门的清静并不能使他的内心平静下来。他改号悔迟、悔僧，一个“悔”字，便将他内心的纠结展露无遗。孟远在《陈洪绶传》中是这么写的：“大兵渡江东，即披剃为僧，更名悔迟，既悔碌碌尘寰致身之不早，而又悔才艺誉名之滋累，即忠孝之思、匡济之怀、交友语言，昔日之皆非也。”总之，他的这个“悔”字，包含着深刻的自我反省与批判。所谓“自悔曾为世俗儒”，或许是对当初追逐功名的否定，只不过这种否定的背后深藏着理想破灭之后的心有不甘，这使得他的晚年生活抑郁多于舒畅。内心的煎熬始终折磨着他，唯有靠更加疯狂地酗酒来麻醉自己，他的健康因此受到严重的损害。虽然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西湖的山光水色给了他一些抚慰，但他的人生已不可逆转，终于在顺治九年的深秋时节，走完了一个伟大艺术家五十四年的生命历程。一出人生悲剧就此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