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至死不渝的不合作主义（1）

今天的人们也许不做如是想了，

似乎已经接受了近现代以来新的民族认同。但是，

生活在四百多年前明清交替之际的傅山，却不能不认真对待“华夷之辩”这个问题。

1981年秋季，我在《山西日报》实习，住的地方离太原城里著名的柳巷很近，有人就拉我去吃“清和元”的头脑。据说，这道早餐是傅山发明的，而这家老店的牌匾，便出自傅山的手笔，其中的寓意不言自明。传达出来的，正是民间社会对异族统治的一种态度。人们从“吃‘清和元’的头脑”这句日常用语中所得到的，是一种会心的快感。

今天的人们也许不做如是想了，似乎已经接受了近现代以来新的民族认同。但是，生活在四百多年前明清交替之际的傅山，却不能不认真对待“华夷之辩”这个问题。

傅山，字青主，山西太原府阳曲县人氏，梁启超谓之清初山西学术唯一可述者—“以气节文章名于时”。其实，傅山的身份远比梁启超所说的复杂得多。首先，他是个大书法家和画家，《清史列传·傅山》说他“工分隶及金石篆刻，画入逸品，赵执信推山为国朝第一”。其次，他的医术也很高明，尤精于妇科，有《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名世，至今仍为医学界所看重。过去人们认为，汉代名医张仲景“有神思而乏高韵”，所以他才选择了行医；傅山却能二者兼得，“即擅高韵，又饶精思”，故称“贤者不可测如是”。

行医是傅山的主要收入来源，此外还有书画，特别是书法。然而，鬻书卖画让他感到很不爽。尽管有时不得不以此来换取生活必需品，但他对这种做法是打心底里抵触的，特别是在晚年，他甚至痛恨那些逼他卖字的“俗物”，他说：“文章小技，于道未尊。况兹书写于道何有？吾家为此者，一连六七代矣，然皆不为人役。至我，始苦应接俗物。每逼面书，以为得真，其实对人作者，无一可观。且先有忿懑于中，大违心手，造适之妙，真正外人那得知也。”所以，他把那些应酬之作称为“死字”“死画”“死诗文”，非天机浩气所发，徒然使人受苦。

行医则完全不同，行医所得固然可以维持一家人的日常生活，而更重要的，“若医者，先生所以晦迹而逃名者也”。也就是说，傅山是以行医的方式逃避官府的骚扰，特别是新朝廷的骚扰。所以，明清易代之后，他便在太原城里开了一家药铺，由儿子傅眉经营，自己则住在郊外。据《清史稿》记载，傅山还经常与儿子傅眉“共挽一车”，四处去卖药。由于在经济上完全可以自主—虽然时有来自地方官员以朋友身份给予的私下资助—他也就可以不买新朝廷的账，始终保持着特立独行的不合作的气节，犹如梁启超所言，“以气节文章名于时”。

傅山的文章历来不为人所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医术和书法名气太大，其他方面的成就反而被遮蔽了。事实上，他是山西学术圈的核心人物。他在音韵学、金石学、考据学这三个清初学者用力最多的领域，都有很深的学养。他对史学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早年编纂而成的《两汉书姓名韵》，是研究汉代历史不可多得的工具书；晚年作《左锦》，这是一部研究《左传》的专著，也为一些学者所瞩目；他还写过一部《性史》，专门讨论心性的问题，可惜在战乱中遗失了，从留下的片言只语中还能看到王阳明心学和李贽学说对他的影响，他自称其中“皆反常之论”。

不过，傅山最为人称道的还是气节。《清史稿》谈到其中的原因：“明季天下将乱，诸号为搢绅先生者，多迂腐不足道，愤之，乃坚苦持气节，不少媕娿。”在一个精神萎靡、信仰缺失的年代，太多的士子文人选择向世俗社会的价值观妥协，他却毫不犹豫地坚守气节，不计较个人得失，终于脱颖而出，享誉士林。明崇祯七年甲戌，山西提学佥事袁继咸被巡按御使张孙振陷害，以贿赂罪被捕，押送京城受审。袁继咸这个人，一生起起落落，原因之一就是敢说话，不徇私情，得罪了不少人。他来山西之前，总理户、工二部的大宦官张彝宪曾有“朝觐官赍册”之奏，袁继咸站出来反对，他上疏指出：“此令行，上自藩臬，下至守令，莫不次第参谒，屏息低眉，跪拜于中官之座，率天下为无耻事，大不便。”对于此事，皇帝没有态度，这招致了张彝宪对他的怨恨。山西巡按御使张孙振既听命于中官，而且之前有事请袁继咸帮忙，遭到袁的拒绝，觉得很没面子，于是竟上疏诬陷袁继咸因私受贿。

傅山便是袁继咸的学生。袁继咸执掌三立书院期间，傅山曾在这里读书，是三百余名生员中的一个。袁继咸被人诬告，陷于京师狱中。傅山得知消息后，很为老师鸣不平，遂变卖家产，筹措万余金，约同学曹良直、薛宗周等百余人赴北京向朝廷请愿，为身陷囹圄的袁氏申冤。他们本想通过通政司将疏文递给朝廷，但通政司参议袁鲸与张孙振是好朋友，借口疏文不合规格而拒绝递交，暗中竟将副本转给在山西的张孙振。张孙振大为恼怒，以迫害傅山的弟弟傅止相威胁，傅山置之不理。在三次上疏均遭拒绝后，他和同学改变策略，走上街头，将傅山起草的揭帖投于京城大小各衙门，路遇官员或宦官，他们也奉上一份，希望能被皇帝看到。这时，山西巡抚吴甡亦上疏皇帝，为袁继咸辩诬。袁继咸更将张孙振请他办事并贿赂他的材料呈给皇帝，终于使案情大白于天下。

于是，次年一月，“诏逮孙振，坐谪戍，继咸得复官”。

山西学子因这次勇敢而成功的行动，在士林博得一片喝彩之声，傅山亦“以此名闻天下”。他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丁未，如今已近而立之年，但他对所谓功名似乎并不太在意。虽说在三立书院期间也曾于崇祯九年、十二年、十五年参加过三次乡试，却都铩羽而归，其原因恐怕就在于他的主要精力并没放在举业上。八股制艺这种死板、教条的写作方式，对他这种个性突出、思想活跃的人来说，简直是莫大的痛苦。他以举业不足习，而对经世致用之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读十三经，读诸子，读史书，或如上面所言，致力于金石考据，以及各种与科举无关的学问。这至少表明，他对科举考试与经世致用严重脱节的事实是早有认识的，他甚至已经明显表现出对时局的失望，以及对王朝崩溃的担忧，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大明王朝的感情。

崇祯十七年甲申，李自成经山西进军北京，至三月十九日，北京失守，崇祯皇帝缢死于煤山。四月，清军借讨伐李自成的名义，进山海关，攻占北京。十月，太原陷落。不久，北方诸省均被清军所控制。而此前八月，傅山已出家做了道士，脱下儒生装束，披上了红色道袍，自号“朱衣道人”，其中便暗含了着朱家之衣、不肯降清之志，而道士的身份也为他逃避清朝强制薙发提供理由，并掩饰他的反清活动。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铁脊铜肝杖不糜，山东留得好男儿。橐装倡散天祯俸，鼓角高鸣日月悲。咳唾千夫来虎豹，风云万里泣熊罴。山中不诵无衣赋，遥伏黄冠拜义旗。

实际上，甲申国变之际，傅山写了数十首诗表达他对明王朝深沉的哀思。其中《龙门山径中》就写到他做道士后的矛盾心情：

贫道初方外，兴亡着意拼。入山直是浅，孤径独能盘。却忆神仙术，如无君父关。留侯自黄老，始终未忘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