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至死不渝的不合作主义（2）
傅山不是没考虑过“死国”或所谓“主辱臣死”的问题。尽管他并非明朝皇帝的臣子，但“君亡与亡”是当时一般士人都认可的道德律令。所以他说，“三十八岁尽可死”。甲申年他虚岁三十八岁，尽可以随着崇祯皇帝而选择死；但“栖栖不死复何言”—又如何解释呢？他用了徐庶和庾信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处境，“徐生许下愁方寸，庾子江关黯一天”。一方面是亲子之孝，对年迈的母亲负有责任，一方面是故国之思，不能释怀。这应该是傅山不死节的主要原因，也是当时许多士大夫的选择。他在许多诗中都提到了母亲，如“哭国书难著，依亲命苟逃”“依膝有老母，远心无故乡”“飞灰不奉先朝主，拜节因于老母迟”“自叹于老母，负米未伸由”以表达忠孝难以两全的内心冲突。《清史稿》也曾记述“甲申后，山改黄冠装，衣朱衣，居土穴，以养母”。
然而，傅山却未能远离清初政治的旋涡。清顺治十一年甲午，河南宋谦谋叛案事发，傅山被牵连其中。六月，他被捕入太原府狱，同时被捕的还有弟弟傅止、儿子傅眉，以及几位“同党”。因他以“朱衣道人”闻名，故此案又称“朱衣道人案”。事情的起因是南明总兵宋谦在晋中、晋南、晋东南及冀南和豫北边界组织武装起义，不幸事败被捕。审讯中，宋谦供称：“傅青主，太原人，生员，今已出家作道人，身穿红衣，号为红衣道人，在汾州一带游食访人，系知情。”于是，傅山亦作为“叛逆钦犯”入狱受审。面对审讯他的人，傅山咬定未与姓宋的见过面。最后一次宋谦带了书信和礼物来，要请傅山给友人治病，傅山因怀疑他的动机，“书也不曾拆，礼单也不曾看”，又拒绝了他，他骂着走了，就算是把他得罪了。当时，布政司的魏经略正好来求药方，可以作证。
有人善意地猜测，傅山的这番话是“假口供”，编了骗官府的。或许当时审他的人也这样想。因此，在关押期间，傅山受尽了折磨，官府的目的就是让他认罪。但他抗词不屈，绝食九天，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他还信誓旦旦地说，如果把他放在一群人里，姓宋的能认出他来，他情愿认罪。由于宋谦已经被杀，死无对证，而最关键的，又有魏一鳌出面证实了他的供词，他的门人、朋友有在清政府中为官的，也多方营救，终于使他在被关一年之后无罪释放。朋友们都庆幸他的大难不死，然而傅山却“深自咤恨，谓不若速死为安”。他作了一首诗，表达这种愧疚之情：
病还山寺可，生出狱门羞。便见从今日，知能度几秋。有头朝老母，无面对神州。冉冉真将老，残编腼再抽。
诗中，傅山责备自己未能死在狱中，而苟活于世间，再无颜面对神州大地。另有一层意思他在诗里没说，即与他同案的萧峰、朱振宇、张錡三人的悲惨结局一直折磨着他，使他在心理上有一种愧疚感。萧峰被处绞刑，朱、张二人被处以杖刑后流放三千里外，生还的傅山对此不可能无动于衷。他很清楚，是声望和人脉保全了他的性命，但“同党”之死毕竟让活下来的人有一种不光彩的感觉。他不仅无颜面对神州大地，更无颜面对新朋旧友。他会觉得，这与“附逆”于新朝去做官没有什么区别。于是，性命的保全反而在心理上构成了对他的羞辱，这是令他难以接受的。我们从他对赵孟頫的态度转变中，多少也能体会到他对自己的失望。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本为赵宋宗室，却在宋亡后侍奉元朝，官翰林学士承旨，成为“贰臣”。赵孟頫集晋、唐书法之大成，尤工行、楷。傅山在《作字示儿孙》中曾提到，年轻时，他是醉心于赵孟頫书法的，“偶得赵子昂、香光诗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但年长后，特别是在清军入关、朱明覆亡之后，他深切意识到赵孟頫的道德问题，“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再看赵的书法，就不那么单纯地以书法论书法了，“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他甚至对董其昌称赞赵孟頫为“五百年中所无”大为不满，说贫道“乃今大不解”。但他也承认，赵孟頫“是用心于王右军者，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途”。于是他提醒儿孙注意，“心手之不可欺也如此，危哉！危哉！尔辈慎之！”。
以政治为标准来谈论书法艺术，或为今人所不齿。但作为明朝遗民的傅山，这种选择却包含着他对故国的情思，以及一个古代知识分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大丈夫当如是也！这样看来，当代许多知识分子比之于傅山，或应该汗颜。很显然，傅山在其晚年贬斥仕元的赵孟頫，而赞颂“忠君爱国”的颜真卿，不仅是艺术审美风格的重新选择，更是对明朝遗民身份的强调和表达。他对儿孙的提醒，又何尝不是对自身的警醒和鞭策呢？事实上，傅山晚年时对匡复明室已不抱任何希望，而大多数汉族知识精英对清政府的态度也在发生改变，但在气节这个原则性问题上，傅山仍然十分警惕，恰如顾炎武在为戴廷栻撰写的《傅山小传》所题跋语中所说：“行藏两途是人一生大节目，古圣前贤皆于此间着意，一失其身，百事瓦裂，戒之戒之。”
清康熙十七年戊午，诏举鸿博，即著名的博学鸿儒特科考试，是傅山一生经历的最后一个大节目。据说，各地举荐的学者多达一百八十余位，包括朱彝尊、阎若璩、李因笃、王弘撰、潘耒、曹溶、陈僖、李颙等。其中李颙绝食五天迫使地方官员知难而退，同意他不参加这次考试；曹溶则以丁忧为由，未赴北京。在各地官员的不懈努力下，有大约一百五十位被荐学者来到北京。傅山是由京官李宗孔举荐的，最初他一再“固辞”，以生病为理由拒绝赴京。他有一首诗《病极待死》，就作于此时：
生既须笃挚，死亦要精神。性种带至明，阴阳随屈伸。誓以此愿力，而不坏此身。世世生膝下，今生之二亲。莫谓恩爱假，父母爱我真。佛谓恩难报，不必问诸人。
在这里，他已经表明了自己的心迹，尽管地方官府并不放过他。阳曲县知县戴梦熊是他的朋友，亲备驴车，极力劝行。为了不让朋友为难，不得已，他同意在傅眉和两个孙子陪同下启程前往北京。但他打定主意，绝不参加考试，这是他的底线。因为对他来说，参加考试就等于承认了清政府的合法性，是一种向新朝廷妥协的行为，作为明朝遗民，除了拒绝，他别无选择。所以，他们一行“至京师二十里，誓死不入”，停宿在崇文门外一个荒寺中。这一次，他抱定了必死的信念，倘若朝廷执意要他参加考试，便以死殉节。这时，他的老朋友、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象枢乃“以老病上闻，诏免试，加内阁中书以宠之”。有传说，傅山一直未领此衔。大学士冯溥要求他向皇帝谢恩，并称：“恩命出自格外，虽病，其为我强入一谢。”傅山此时已绝食七天，不能动，冯溥“乃强使人舁以入。望见午门，泪涔涔下。益都强掖之使谢，则仆于地。蔚州进曰：‘止！止！是即谢矣！’”。第二天，傅山一行便离开北京，踏上了归乡的行程。“大学士以下皆出城送之。先生叹曰：‘自今以还，其脱然无累哉！’既而又曰：‘后世或妄以刘因辈贤我，且死不瞑目矣！’闻者咋舌。”
五年后，傅山在儿子傅眉病逝四个月后也匆匆告别了人世，享年七十六岁。他有一句名言，是我最喜欢的：“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清史稿》称：“此言非止言书也。”的确，这也是傅山人格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