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中国的路德？（1）

在大明王朝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

最后的结果，

都是无分善恶，

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

有的名裂，

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最早听说李贽，是在“评法批儒”的时候，当时称他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尊法反儒的代表人物”，认为“李贽的思想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某些侧面，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儒法斗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种论调现在看来属于无稽之谈，当初却被视为至论。李贽的著作一时多被出版，如《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初潭集》《史纲评要》《四书评》等，不仅有普通版本，还有为官员准备的大字本，受重视程度之高，在当年亦属少见。

后来有了《万历十五年》。黄仁宇的观点当时读来确有石破天惊之感。我的这个题目，就是从黄仁宇那里来的。固然，这不是一个全称肯定判断，事实上，任何类比都可能出现误差，但他的这个说法为我们重新认识李贽打开了思路。他在讲到李贽被捕后的表现时说道：“这种精神和路德的倔强相似。他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见解释经典，这也和宗教革命的宗旨，即‘凡信徒即为长老’的态度相似。但李贽没有路德的自恃，也缺乏伊拉斯谟的自信。在他自裁以后气绝以前，他用手指写了王维的一句诗以解释他的死因：‘七十老翁何所求！’其消极悲观的情绪已显然可见。”

再后来，读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看他对晚明士大夫社会表现出深深失望，竟然把当年“清流浊流”的较量，说成是“王阳明这面大旗底下一群八股先生和魏忠贤那面大旗底下一群八股先生打架”。至于李贽，他也毫不客气地说：“何况王阳明这边的末流，也放纵得不成话，如何心隐、李卓吾等辈，简直变成一个‘花和尚’。他们提倡的‘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把个人道德社会道德一切藩篱都冲破了，如何能令敌派人心服。”梁启超的这番话，针对的是晚明学术放诞空言、不求实务的学风，以为他们对明朝的灭亡负有责任。

梁启超的意见是从治国平天下的角度强调经世致用的重要性，认为明心见性一路在明末已走火入魔，成为异端邪说。他引顾炎武的话说：“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

然而，人和事的复杂性有时会超出我们的想象，至于李贽，一个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思想家，更不能以简单、武断的态度对待之。李贽，原姓林，名载贽，字宏甫，号卓吾，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人氏，生于明嘉靖六年丁亥，“自六七岁丧母，便能自立”。其父李白斋是位名气很大的塾师，他七岁随父读书，习礼文。但李贽似乎从小就很有怀疑精神，他自叙其幼年性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十二岁时，因不满孔子对其学生樊迟问农事的指责，他作《老农老圃论》，赢得同学们的赞扬，都说“白斋公有子矣”。而李贽却说：“吾时虽幼，早已知如此臆说未足为吾大人有子贺，且彼贺意亦太鄙浅不合于理。”但对白斋公来说，儿子小小年纪就如此叛逆，令人担忧也未可知。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李贽参加福建乡试，得中为举人。历来人们都把“金榜题名时”看作人生一大幸事，他却认为此事纯属侥幸，而且说：“吾此幸不可再侥。”在他看来，科举考试没什么了不起。“此直戏耳”，“但剽窃得滥目足矣，主司岂一一能通孔圣精蕴者耶”。于是，“取时文尖新可爱玩者，日诵数篇，临场得五百。题旨下，但作缮写誊录生，即高中矣”。此后，他再没参加北京的会试，也就失去了进士及第的机会。袁中道《李温陵传》、吴虞《明李卓吾别传》说他“以道远，不再上公车”。清嘉庆十二年泉州发现的《凤池林李宗谱》则认为另有原因，即“以乏困不再上公车”。这里所强调的都是客观条件，就当时的考试制度来看，朝廷对举人进京参加会试是有安排的，“道远”“乏困”都不是理由，除非他根本不想参加考试。

不过，当时李贽家里的经济状况的确不好。于是，他不得不“假升斗之禄以为养”。虽然他很赞赏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以乞食为耻，不肯受世间管束，但肚子饿总是现实问题，躲不过去。所以，他在二十九岁那年，不得已而出任河南辉县教谕，并将父亲接来供养。他在辉县五年，只是应付差事，也没有什么朋友，过得并不愉快，故去任时深为感叹：“在百泉五载，落落竟不闻道！”后被擢为南京国子监博士，不久即因父亲去世而停职丁忧，回乡守制。三年服满，他携眷入京求职，等了一年零八个月，才得到一个国子监博士的职位。在这期间，盘缠用尽，有时几天找不到可食之物，全家人只好挨饿。他只好假馆授徒，以教书糊口。不久，祖父去世的消息传到北京，二儿子也在此时病死。奔丧南归之前，他将上司和朋友送的赙仪分出一半，在河南辉县买了田地，把妻女安置下来，让她们耕作自食，自己则带了另一半银两，回泉州安葬家人，以求入土为安。而等他安葬的，不仅有刚去世的祖父及儿子，还有前几年去世的父亲和五十多年前去世的曾祖父、曾祖母，祖孙三代共灵柩五口。他在泉州东门外长沟头选择了一块茔地，造了一座三世合葬的坟墓，最终实现了“必令三世依土”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