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皇帝要求群臣读的是部什么书？（2）
此事颇能看出冯桂芬的人情世故。如果因为劝捐有成绩而得到奖叙，既升官又增加俸禄，那么他如何面对邻里乡党？毕竟，他所劝之捐，都是邻里乡党的血汗，损人而利己，他既不忍为，即使为之心里也会感到不安。他对本乡本土的民风人情，亦有极真切的了解，这里号称“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过惯了这种生活的人，如何能到战场上拼杀？现在虽然设立了团防，也曾有一些训练，但“万一有警，断不足恃”，与其到那时“引咎”，不如现在就不要朝廷的奖叙。这是他的聪明之处，他既谢绝了本应得到的奖叙，又不肯进京供职，是给自己留了退身之步的。但他并非趋时媚俗、八面玲珑的乡愿，他的性格中固有一种敢于任事、矢志不渝、清介自守、不尚圆滑的品质。因而，他乡居数年，没有像文人墨客那样寄情于山水之间，倒是一脚踏进了是非之地。
冯桂芬所居之苏州府以及周边的松江、太仓地区，自南宋以来，赋税之重一直为全国之最，明清两代尤甚。他既来自民间，对于漕赋过重给周围百姓带来的苦难深有感触。他母亲娘家在太仓，即因催科而破产。母亲曾对他说：“汝他日有言责，此第一事也。”因此，他平时就很留意此事，凡涉及漕赋者，未有不求其详而手录成帙的，故冯桂芬对民间苦累纤悉周知，条议说帖岁有所作，积累至数万言。他发现，这里的重赋既不是按人头平均计算的，也不是按田亩平均计算的。他在《均赋议》中写道：“今苏属完漕之法，以贵贱强弱为多寡，不惟绅民不一律，即绅与绅亦不一律，民与民亦不一律。”在这种情形之下，自然是有钱有势的富户和蛮横无理的强户占便宜，吃亏的只能是穷人、弱者。按照官府的规定，缴纳赋税时，米是要折合成银子的，“绅户多折银，最少者约一石二三斗当一石，多者递增，最多者培之。民户最弱者折银，约三四石当一石。强者完米二石有余当一石，尤强者亦完米不足二石当一石。而绅与民又各有全荒之户，绅以力免，民以贿免，而其为不完则同，于是，同一百亩之家，有不完一文者，有完至百数十千者，不均孰甚焉”。
尤其是那些包办漕粮的粮书丁胥、刁生劣监，就是一群无赖之徒。他在写给巡抚许乃钊的信中揭露这些人的劣迹，指出：“向来刁生劣监包完仓粮，此古之道也。今则不但包完，而且包欠，不但生监包欠，而且丁胥差役无不包欠。向来州县办漕，为一劳心劳力之事，今则大概由丁胥包办。”于是，这些人有恃无恐，上下欺瞒，中饱私囊，为非作歹。他们既包完包欠，那么，谁完多少，谁欠多少，收粮凭据之给与不给，全凭他们一句话，甚至造假虚构，从中渔利。他为许乃钊算了一笔账，朝廷每年所收赋税正供如果是一石的话，而实际征收“总须二石五六斗”，其中“利归州县十二三，利归丁胥差役十七八”。具体言之，“每办一漕，以中数言之，门丁、漕书各得万金。书伙以十数，共二三万金。粮差正副三五十人，人二三百金，又一二万金。粮书二三百人，人一二百金，又三四万金。受规上下诸色人等在外，民膏安得不竭，国课安得不亏”。
咸丰三年，他以多年观察、思考的结果，一再致信江苏巡抚许乃钊，提出均赋的主张。在此之前，他也曾上书曾国藩，建议减赋，并得到曾国藩的首肯。同治元年春，李鸿章率师来到上海，请他入幕。同治二年，他再次提到减赋一事，并代曾、李起草了《请减苏松太浮粮疏》。此时，朝野内外关于减赋的意见也越来越多，苏、松二府漕赋中的各种弊端，已经到了非下大力气改革的地步。因此，曾、李二人的奏折到京后，朝廷当天就颁布上谕，令他们督饬布政司和粮道设局办理。几经周折，最终朝廷批准了曾、李与冯桂芬斟酌商定的苏松太减赋方案。他为此特别欣慰，以为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母亲了。
减赋、均赋固然是利国利民的大业，苏松百姓的确很感念他的功德，历久而称道不衰，李鸿章甚至请求朝廷准许苏州为他捐建专祠。不过，均赋、减赋毕竟让他得罪了地方大户、胥吏丁曹、长洲县令、当政方伯，特别是在支持他的江苏巡抚许乃钊因事去职后，他更加势单力孤，乃至竟有人告他在办理劝捐过程中，阿庇亲戚，涉嫌贪污。咸丰皇帝谕令何桂清查明此事，据实复奏。后虽经访查，还他以清白，但圣眷已衰，皇帝对他已不再信任，他亦心灰意冷，自觉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不如辞官回乡，耕渔自适。然而，此时的江南，哪里能寻一片安宁的土地呢？咸丰十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挥师东进，常州、无锡和苏州相继陷落。于是，无奈中的冯桂芬只好迁往上海避难。恰恰是在客居上海期间，他才有机会完成《校邠庐抗议》的写作。他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就曾谈起当时的情形：“长夏养疴，检校劫余旧稿，将拙议四十首，缮成两帙，邮呈是正，筹笔余闲，抚览及之，如不以为巨谬，敢乞赐之弁言。托青云而显，附骥尾而彰，荣幸多矣。”
冯桂芬致信时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的曾国藩，目的是将《校邠庐抗议》寄给他，请他批阅，并希望他能赐一篇序言。曾国藩没有为之作序，但是他在给冯桂芬的复信中称赞此书“足以通难解之结，释古今之纷”，并且说：“自大著珍藏敝斋，传抄日广，京师暨长沙均有友人写去副本。”他很乐观地预言：“天下之大，岂无贤哲窥见阁下苦心而思所以竟厥功绪，尊论必为世所取法，盖无疑义。”
恰如曾国藩所言，最早对《校邠庐抗议》详加评论并指出其缺憾的，正是曾幕中最有见识的赵烈文。他不仅针对书中每个条目提出自己的意见，而且得出总体的看法：“全书精当处皆师夷法，而参用中国前人之说，然凑数而已，不如法夷为得，其论驭夷尤善。”曾幕中另一位幕友上海文人张文虎读了《校邠庐抗议》之后则认为，“所论时务诸篇，皆中窾要，至其救弊之术则有万不能行者。即使其得位行道，权自我操，恐未必一一能酬，故立言难”。还有曾任陕西布政使的福建闽县人林寿图，曾带病校订《校邠庐初稿》，事后他写下了自己的感受：“病中展读，顿起沉疴。若用以医世，寿国寿民可知也。虽所言未尽可行，犹百世俟之矣。”虽然冯桂芬的思想在他眼里显得有些超前，但他还是看到了这部书的价值，认为这是一剂医世救时的良药，国家用了这剂药，可以长治久安，百姓用了这剂药，可以传家继世。他与曾国藩一样，都相信书中论及的问题以及变革的意见迟早会引起重视，成为社会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