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安思危与募兵制的建立
赵匡胤建国后，深刻吸取“陈桥兵变”的教训，想方设法革除五代以来的各种弊端，以免重蹈五代各国短命的命运。于是赵匡胤的一切政治措施都围绕这一主题原则展开，用宋太宗赵光义的说法，就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任何事情或制度都要互相牵制。其中在军事方面的体现是，募兵制度被作为一项不变的国策确定下来。据史书记载，赵匡胤对募兵制度很满意，他自信地说：可以给赵宋王朝带来百代之利的，只有养兵之策。
北宋国家军队分为禁军、厢军、乡兵、蕃兵四种。禁军也被称为正兵，负担着保卫国家和征战的职责，属于国家正规军队。厢军的成员主要是那些身材不够魁梧、体质不够健壮，不能编入禁军或是被禁军淘汰的士兵。厢军一般只在诸路州郡负责杂役，不用于作战。禁军和厢军从组织结构上来看，是由政府招募的、按月、按节或按年给予一定数量的“廪给”“请受”的正式军队，是募兵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从职责和社会地位来看，禁军要高于厢军。
乡兵、蕃兵是国家正式军队的补充。北宋的乡兵主要是指在辽、西夏边界诸路，或有少数民族聚居的诸路，间或也在内地某些地区，国家根据当地居民各户丁壮数目，通常情况下按三丁抽一或五丁抽二的办法抽调出来加以编制，并令其在农闲季节进行训练的军队。蕃兵由西北缘边诸路羌族部落中汉化较深、与汉人关系较好的所谓“熟户”中的丁壮编制而成。与禁军相比，乡兵、蕃兵都是通过抽调征发而来的，不是由北宋政府招募来的，虽然在某些特定时期内，北宋政府也需要给予二者一定的物资补助，但他们基本上不能列入募兵制度范围之内，充其量算是对募兵制度的一种补充。不过，确切地说，宋朝实行的是以募兵制为主、募兵与征兵相结合的兵役制度。
宋朝募兵的对象主要是流民和饥民。为了防止灾民作乱，宋朝政府每逢灾荒年份就会招募士兵，将流民、灾民收编入政府的军队，使潜在的威胁转化为维护统治的力量。宋真宗时期，潭州发生饥荒，于是官府便将这些饥民招入军队，共计万余人。南宋孝宗时期，江西、湖南两路因旱灾而粮食歉收，宋廷下令各招募千人。灾年招兵暂时安定了社会，但也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宋廷招募士兵时主要衡量身高和体力，除此之外，还要测试应募者的跑跳动作和视力。按照宋廷制定的标准，符合条件者被分到上、中、下禁军和厢军。上禁兵对身高要求最高，军俸也最高，中禁兵和下禁兵军士的身高和军俸各有等差。
北宋实行的募兵制度并非独创，而是继承了晚唐、五代以来的募兵制度并进行了改动，即赋予募兵制度新的职能或功用，来贯彻宋朝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精神。
首先是利用文官制衡武将。赵宋王朝定都“四战之地”的开封，首都周围无险可守，为了保卫首都的安全，势必需要大量军队进行驻防。有宋一代，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林立，且军事力量相对强大，几乎全都与北宋发生过或大或小的军事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北宋只能是“依兵而立”，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另一方面，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内心深处十分担心其他军事将领仿效自己发动新的“陈桥兵变”，所以必须严格控制武将的实力。为了消除这一隐患，北宋政府在文臣、武将之间搞不平衡，大力提高文官地位，压制武将，也就是“重文抑武”。北宋“重文抑武”不仅体现在朝堂之上文官压制武将，连在传统上武将势力范围内的军队系统中，文官也要压在武将之上。表现在军队中加入了文官序列，并刻意拔高文官的地位，除在意识形态上制造重文轻武的局面，还在职阶的设置上以文官压制武将。一般的做法是由文官出任正职，武将出任副职。北宋时期在宋辽、宋夏交战中，北宋政府常常委派不能领兵打仗的文官出任正职，真正能够领兵打仗的武将出任副职，这样掌控军队能够造反的武将必须听命于不懂军事、没有造反能力的文官，两者相互牵制，北宋政府则可高枕无忧。
其次是武将与士兵之间的制衡。武将统率士兵，两者时间一久难免产生亲密关系，这一点是赵宋皇帝不愿意看到的。宋太祖赵匡胤深谙武将与军队关系密切的可怕后果，为了割断武将与士兵之间的联系，北宋政府在军队中推行“更戍法”，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兵”，达到“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目的。“更戍法”表面上宣称是为了让士兵更多地了解各地情况，锻炼士兵，实际上是害怕武将与士兵在一起时间太久，两者关系密切。事实上，“更戍法”除达到赵匡胤的私人目的之外，是一种十分不可取的战术。每次更戍都要消耗大量政府的财力，同时“将”与“兵”由于相处时间太短，彼此之间不熟悉，发生战争之际，两者配合不默契，极大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后来，北宋在与少数民族政权战争中屡屡失利，一定程度上是武将与士兵之间磨合不足造成的。
再次是士兵与民众之间的制衡。赵匡胤采纳募兵制度之初，重点在于把“失职犷悍之人”收编入军队，且终生供养，这就刻意把“兵”与“民”分割开来。用赵匡胤的说法：“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从赵匡胤的总结中可以看出，募兵制度将士兵与一般民众隔离，使其成为两个“绝缘”的群体，赵匡胤是十分得意的。赵匡胤之后的北宋历代帝王，对于赵匡胤的用意也是深有体会，对于募兵制赞不绝口。
北宋军队的招募对象多为灾荒饥民，并实行灾年招募饥民为兵的养兵制度。此外，还鼓励营伍子弟接替父兄当兵，或以罪犯充军，兵源缺乏时，也抓民为军，一经应募，终身为伍。北宋规定，诸路募兵由长吏或都监施行，以“兵样”或“木挺”为标准，选壮健者充禁军，其短弱者充厢军。新兵入伍，即在脸部或手臂刺字，以标明军号，故招募又称“招刺”。其家属可随住军营。宋军实行拣选制度，每年春秋按上、中、下三等标准进行训练考核。壮健有武技者，可由厢军升禁军；武技出众者，优给赏物，可补阙阶官；武技不及下等者，马军降为步军，又不及降为厢军；老弱者或降低级别，或削除军籍，或降充“剩员”和供军中杂役。禁军、厢军以及土军，一般六十岁退役，其衣粮供给减半。阵亡军士家眷有抚恤，伤残也有安置的规定。
最后是军队之间的制衡。北宋禁军驻扎地一般分为京城和外地。作为国家最重要的正规军，北宋禁军负担着保卫京城、戍守边疆、保护地方州郡之职，同时还有镇压民变和农民起义以及对周边民族政权的防御、征讨等任务。为了既能够完成各项“任务”，又不威胁到国家政权，北宋皇帝在禁军驻扎分布方面煞费苦心，以求能够做出符合互相制约原则的种种安排。据宋神宗所言，宋太祖赵匡胤时期，全国禁兵大约二十万，其中京城驻扎十万，地方驻扎十万。京城军队可以制衡地方诸路，使地方不敢轻举妄动；同时，地方各路禁军联合起来，也足以抵挡京城守队，京城就不会发生变乱。如此一来，内外相互制约，没有偏重，天下太平。从赵匡胤对于禁军屯驻地和人数比例的安排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自己及子孙的皇位的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