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皇权

宋代采取分割各级长官事权的办法以加强中央集权，又将中央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相比于前代，宋朝皇帝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其权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提高。首先是对官员的任免权。宋代虽然出现了不少权相，但对宰辅大臣的任免权始终掌握在皇帝手中。徽宗时，蔡京权倾天下，他四次入相，核心是他能得到皇帝的信任，且始终无法威胁到皇权。南宋枢密使赵汝愚逼光宗退位，看起来是皇权受到了重大威胁，但实际上，事件的起因是光宗患精神疾病无法处理朝政，尤其是光宗长期与作为太上皇的父亲孝宗不和，在孝宗去世时拒不出面主持丧礼。赵汝愚等人的行为目的是稳定政局，维护赵氏的统治。而且赵汝愚拥立的是光宗的儿子嘉王赵扩，并得到了当时的太皇太后高宗吴皇后的赞同，很难将这一事件看作一次篡位行动。此后，史弥远拥立宋理宗虽然是出于私心，篡改了宁宗的遗命，但这一行动也得到了宁宗杨皇后的许可，而且宋理宗与原本的继承人赵竑同是宁宗养子，具备继位的基本条件。史弥远在他一手遮天的情况下也不敢篡位自立，原因是他清楚地知道这样的行动势必会遭到士大夫的群起反对，另一方面也说明宋代皇权的制度保障十分有力。

宋代君权的加强并不意味着皇帝直接掌控所有权力，相对于清代皇帝的“勤勉”，宋代君主保留的是最终裁决权。有人曾经建议仁宗皇帝“收揽权柄，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问他如何做到这一点，此人说：“凡事须当自中出，则福威归陛下矣。”意思是皇帝每件事都亲自决策，皇帝的权威自然就可以树立起来。仁宗答道：“此固是，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则可；如有不是，难以更改。”仁宗清楚地意识到作为君主并非圣人，也会有犯错的时候，而君主一旦犯错带来的危害更难控制，所以他提出：“不如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以为不便，则台谏得言其失，于是改之为易矣。”仁宗的意思是决策的时候应该多听取意见，执行则由宰相来负责，台谏官负责监督，这样一旦发生问题还可以纠正。仁宗的想法是宋代中央决策机制的写照。

宋朝的皇权还受到了其他的约束。从太祖开始的各种皇帝日积月累的祖宗之法，成为限制后来皇帝们的紧箍咒。这种制约可以从观念和制度两方面来分析。宋代士大夫最常引用以限制皇权的说法有几种，第一种是“道理最大”。这个说法出自沈括《梦溪笔谈》，内容是太祖有一次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的回答是：“道理最大。”太祖点头称是。由于没有更早的史料证实，所以这个说法并不十分可靠，但宋代士大夫却常在奏章中引用这个说法，冠以“祖宗之法”的外衣。显然这一观念在赵宋君臣中颇有市场。第二种是利用“天”来约束皇帝。这在皇帝自称“受命于天”的中国古代，一直是士大夫手中限制皇权的武器。宋人富弼曾说：“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去乱亡无几矣。”意思是皇帝如果连天意都不畏惧了，国家也快要亡国了。宋代士大夫不一定都相信天意，但却不能放弃天意这个武器。真宗伪造“天书”以封禅，打着天意的旗号大兴土木。真宗死后，大臣将“天书”全部陪葬，士大夫都清楚真宗伪造事实，却不能明确说出来，害怕后来的君主也依样画瓢。第三种是“王者无私”论。朱熹曾说：“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言下之意，天下不是皇帝所私有。在宋代，皇帝如果偏袒皇亲国戚，这条理由就常被搬出来，宋代后妃、外戚、宦官干政都不严重，这样的观念无疑起到了一定作用。第四种是“人君有过”论。如范祖禹说：“人主不患有过，患不能改过也。”人君不是圣人，依然可能犯错，这样就给大臣劝谏皇帝提供了有力的根据。值得称道的是，宋代君主多认可这一点，承认自己有不足，可以清醒地接受不同意见。第五种是“君道无为”论。宋代形成了“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执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的政治格局，百执事就是百官，也就是说百官各司其职，皇帝也不能随便越俎代庖。

关于制度上的制约，首先是政令之形成有一定的程序，不能随便更改。政令一般先由皇帝与宰相及执政大臣商议，宰执大臣有权反对；统一意见后，再将“词头”即要点交给中书舍人起草，中书舍人有权封还；然后把草稿交给给事中，给事中有权缴驳；政令经皇帝批准之后，台谏以及相关官员依然有权表达意见。皇帝如果不按照程序办事，言事之风颇盛的宋朝士大夫通常会上书反对，甚至采取行动予以抵制。有宋一代抵制皇帝“内降”的记载常见于史籍，所谓“内降”就是没有经过前述程序，皇帝直接颁布的命令。例如仁宗时宰相杜衍，接到皇帝封赐某人的“内降”并不执行，累积到十份以上，一起交还给皇帝，反而得到仁宗的赞许。当然不可否认，虽然遭到士大夫的抵制，“内降”从未消失，但相对其他朝代，宋代皇帝并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杨万里的《诚斋集》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宋太祖曾令后苑造一熏笼，数天未成，太祖怒责左右，臣僚答以此事必须经过尚书省、本部、本寺、本局等许多关口，等到逐级办齐手续后覆奏，得到皇帝的批语“依”字，然后方可制造。宋太祖听后大怒，问宰相赵普说：“我在民间时，用数十钱即可买一熏笼。今为天子，乃数日不得，何也？”赵普回答说：“此是自来条贯，不为陛下设，乃为陛下子孙设，使后代子孙若非理制造奢侈之物，破坏钱物，以经诸处行遣，须有台谏理会，此条贯深意也。”太祖听后转怒为喜说：“此条贯极妙！”这个故事说明，复杂的程序约束的是君臣双方。

在某种意义上，宋代的政治体制可以被称作君主独裁制，但实际权力运作并非绝对由君主独裁，皇帝享有制度赋予的最高权力，但并非随心所欲的权力。同时，宋代的政治也可以被视为士大夫政治，宋代的士大夫拥有相对宽松的参政、议政的环境，甚至有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说法，但前提是士大夫认可皇权，尊重并极力维护皇权。在士大夫眼中，皇帝是必须有的，是效忠的对象，但士大夫心目中也有一个完美的君主形象，他们努力使现实中的皇帝向这一形象靠拢，如果两者差距超过限度，他们也是不介意换一个皇帝的。在宋代，士大夫与皇帝逐渐演变成一种共生体，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结语

宋代统治者一直贯彻着分权和制衡的原则。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层面，中央持续削弱地方的职权。在诸州设置通判，牵制州的长官。在州府之上设置路，在路上设有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安抚使司四个机构。它们既有分工，也共同行使一些职权，达到相互牵制的效果。在中央层面，宋初实行宰相负责行政、枢密院长官主管军政、三司使主管财政的制度，进一步分割宰相的职权。朝廷在原有的机构之外设立新机构，官员的头衔分为“官”“职”“差遣”三类，而真正体现官员实际职权的是差遣。宋神宗元丰年间改革官制，以阶易官，减少等第，恢复三省旧制。南宋宰相的权力逐渐集中，宰相兼任枢密使，这使得宋廷产生了一些权相。宋代还重视监察，加强了台谏官监察和监督的力量，监察的对象和范围大大扩展。宋朝皇帝的权力得到提升，宰相、宦官、外戚没有对皇权造成实质性的威胁。尽管如此，皇权仍会受到制度和程序两方面的制约。宋代士大夫用“道理最大”“天”“王者无私”“人君有过”“君道无为”等理念劝谏皇帝，制约君权。宋朝还制定了一套复杂的决策程序，君主在决策时往往能够和臣僚们进行比较充分的沟通。通过严密的顶层制度设计，宋代彻底消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再现的可能性，中央集权程度空前提高。但是，政府机构叠床架屋，处理政务的程序十分烦琐，这些极大地降低了行政效率，造成了官员因循苟且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