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制度（一）
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促使货币制度较前代有了飞速发展。货币流通仍然以钱为主，包括铜钱和铁钱，二者的使用具有极强的地域性。绢帛逐渐退回到日用品的地位，白银在流通中的重要性大大增加。北宋时在四川地区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南宋进而将其推行于东南诸路。与此同时，宋代的信用与金融事业也取得了相应的发展，各种官营和私营的汇兑业务、信用贷款十分兴盛，表现出商业资本规模的扩大和经营方式的多元化。
（一）钱币
1. 宋钱的种类和流通的区域性
宋代货币体系是中国钱币史上最复杂的。按铸币材料分，铜钱和铁钱是正规的钱币，此外还有主要作为礼品和纪念品的金银钱。按面额分，一般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和当十钱等，南宋还铸造过当百钱，这几种钱有些是足值的，也有不少是贬值的虚价货币。按钱名分，宋代实行年号钱，自太宗太平兴国年间铸“太平通宝”钱开始，差不多每改一次年号就铸一种钱，而宋代更改年号又特别频繁，兼之钱名或称通宝或称元宝，南宋嘉定年号的铜铁钱甚至有珍宝、正宝等二十二种不同的称谓，因而钱名也极为繁复。按钱文书体分，则真、草、隶、篆皆备，一般来说，每种年号钱至少有两种书体，有时甚至有三种，称为“对钱”。不过，这种多书体及对钱形式，到南宋孝宗淳熙七年发生了变化，钱文书体统一为宋体字，并在钱币的背面铸明年份，有的铁钱还铸明钱监名称。如“绍熙元宝”背文“元”的铜钱，就是绍熙元年所铸。“嘉泰通宝”背文“汉二”的铁钱，就是嘉泰二年湖北汉阳监所铸。
宋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但货币流通却呈现出一种区域分割的态势，铜钱与铁钱的使用有着严格的地域限制，这也是宋代货币制度复杂性的又一重要表现。早在五代十国时期，江南、四川等地政权就已铸行铁钱，目的在于控制本地区的金、银、铜钱等财货，免致外流。宋朝陆续平定各割据政权后，在境内大部分地区使用铜钱，只有四川地区由于铜价昂贵，政府无力增铸，继续使用铁钱，因此北宋前期的铁钱流通仅限于四川。其后，由于对西夏用兵，军费开支浩大，为了满足财政需要，宋政府先后在北方的晋州等地铸造小平铁钱及当十大铁钱，甚至还在南方江、池、饶等州铸造铁钱，输往陕西以充军费，因而铁钱流通区域遂扩大到陕西、河东地区。至此，北宋的货币流通格局基本固定，铜钱流通区包括开封府、京东西两路、河北路、淮南路、江南东西两路、两浙路、荆湖南北两路、福建路、广南东西两路等十三路，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等四路专用铁钱，陕西、河东则铜、铁钱兼用。
宋室南渡以后，宋金长期南北对峙，南宋在淮、楚地区屯驻重兵，军费居高不下。同时，宋金之间的经济交流非常活跃，大量宋钱通过榷场贸易及非法走私流向金国，或是流入日本等国，而南宋由于国土缩小，铜产量大幅下降，钱币铸造量日益减少。基于财政需要以及防止铜钱流出境外，除四川外，南宋在两淮、京西及湖北荆门地区也禁用铜钱，改用铁钱和纸币。这样，铁钱流通区域又有所扩大，而铜钱流通则只限于东南了。
2. 铸钱业
宋太祖即位当年就开始铸造“宋通元宝”，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宋初铸钱数量不大。其后宋政府不断在各地增设钱监，铜钱铸造量也呈上升趋势。到神宗时期，北宋的铜钱监已有十七处，熙宁十年的铜钱铸造额为三百七十三万贯，元丰三年增至五百零六万贯，这是两宋时期岁铸铜钱的最高额。哲宗即位后，裁撤了许多钱监，铜钱岁铸额有所下降，元祐六年岁铸铜钱二百七十五万贯。直到徽宗朝，这种情况也没有大的变化，年铸钱量大致维持在这一水平。
北宋小平铜钱用料为每千钱用铜三斤十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成钱重五斤，唯建州监增铜五两，减铅五两。整个北宋时期，这个比例得到了较为严格的执行，因而北宋小平钱成色足，质量优良。但至仁宗时期，西北地区铸币出现了严重问题。当时北宋为了抵御西夏的进攻，在西北地区集结了大量军队，最多时有三十余万兵力。为解决军需供给，宋政府在西北的河东和陕西铸造流通了大铜钱和铁钱。大铜钱以一当十，而其实际重量只有小平钱的三倍，名实之间存在很大差距。铁钱又分大、小两种，一枚大铁钱相当于十枚小铜钱，官府铸造可获二十多倍的利润；小铁钱与小铜钱名义价格相等，铁贱铜贵，官府也有三倍之利。大铜钱、大小铁钱的名义价格与其实际价值严重不符，造成了西北地区货币的混乱局面。
由于铸钱有厚利可图，所以民间盗铸十分严重，虽死刑不能禁绝。结果质量低劣的钱币流行，大量优良的小平钱却被排挤，退出了流通领域，导致通货膨胀，给军民生活带来了极大困难。于是，宋政府对西北的货币制度进行了一些调整。嘉祐四年将大铜钱由以一当十降为以一当二，这样，它的实际价值与名义价格就基本相符，折二钱也由此定型，并于熙宁以后通行全国；大铁钱也降为以一当二，小铁钱则改为以三当一。经过调整，西北地区的货币制度趋于合理，货币体系维持了较长时期的稳定，这既有助于解决军需问题，也促进了西北商品经济的发展。
然而，徽宗时期推行的政策再一次打乱了西北地区的货币体系，造成了全国性的货币混乱。崇宁二年，蔡京等人下令铸造以一当十的大铜钱，最初陕西只是负责铸造，而在其他铜钱流通地区使用，但不久陕西、河东也开始使用。直到政和元年，以一当十的大铜钱才改为以一当三。与此同时，蔡京集团又铸造了夹锡钱，即在铸造铁钱时加入一定比例的铅、锡。最初只在西北流通，以一当小平钱二，后来又在全国流通，由于比价远远高于它的实际价值，所以很快就开始贬值，“其行未久，轻于铜钱三之一”。夹锡钱在关中地区流通的时间最长，造成的危害也最严重，“物价日增，患甚于当十”。北宋末年的货币政策给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混乱，加深了百姓的苦难，社会矛盾也因而更加激化。
南宋时期，经过宋金战争的破坏，铸钱业一蹶不振。供给原料的冶铜业未能恢复，且钱监管理混乱，因此南宋的铸钱业远远不能与北宋相比。南宋初年，铜钱的岁铸额仅为八万贯，绍兴二十五年为十四万贯，绍兴二十七年规定以二十三万贯为定额，绍兴三十年的实际岁铸额仅有十万贯而已。孝宗朝进一步将定额降至十五万贯，此后南宋长期沿用这一定额，但实际产量却仍无法达到。
南宋铜钱的质量也不如北宋。在岁铸十五万贯的定额中，小平钱所占比例很低，仅为一万八千贯，折二钱为六万六千贯。铜钱用料，小平钱为每贯用铜两斤八两，含铜量大大低于北宋钱；折二钱每贯重四斤五两，其中铜只有两斤九两半，含铜比例甚至还低于小平钱。不仅官铸铜钱质量低劣，而且自南宋初年以来，民间还大量改铸北宋铜钱，夹以沙土，称为“沙毛钱”。劣质钱币的流行，使北宋以来质量较好的铜钱逐渐退出了流通领域。南宋铸币量本就很少，难以满足流通需要，在劣币驱逐良币规律的作用下，铜钱的供需矛盾进一步凸显出来。
3. 宋钱的外流
由于宋代采铜能力的提高，铜钱的铸造量有了较大的增加，至神宗元丰时达到顶峰，每年为五百多万贯，是盛唐时期的二十倍。铜钱外流的数目也远超过了唐代，流出的方向首先是北方的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统治地区。这些政权本身开始铸钱的时间晚，且铸造数量少，因而商品流通过程中主要使用宋钱。针对这种情况，宋初设立了所谓的“铜禁”。仁宗庆历元年规定，携带一贯以上铜钱出境，为首者就要处死。王安石变法期间，曾于熙宁七年一度解除了铜禁，北方沿边州军对铜钱出境只论贯收税。元祐更化后，恢复铜禁。南宋政府于禁令之外，还通过在两淮边境使用铁钱和纸币，在使用铜钱的江南地区和金国之间造成一个人为的隔离带，以阻止铜钱北流。尽管宋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但终宋之世，铜钱私入北方的情况一直存在。
其次，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铜钱还不断流向海外。宋人从海外进口香药宝货等物品，除用丝、绢、瓷器等偿付外，还要输出金、银、铜钱。特别是在南宋，通过陆路的对外贸易几乎闭塞，因而海外贸易日益发达，且海舶的载重量远过于陆上的驼马，所以流出的铜钱为数尤多，当时主要是流向日本、越南和东南亚地区，甚至还有远至东非沿海国家的。虽然南宋政府一再申严铜钱入海之禁，还是无法完全遏制铜钱的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