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制度（二）

（二）白银货币性的增强

铜铁钱面额低并且笨重，不便携带，加上铜铁钱分区流通，不利于商业的发展和各地物资交流。而隋唐时作为实物货币的绢帛本身不具备良好的材质，容易污损朽败，在宋代逐步退出了流通领域。在这种情况下，贵金属白银的货币化倾向日益增强，使用数量较前代大为增加，使用范围也显著扩大。

国家财政支出使用白银的数量一直在增长。具体而言，白银的用途主要有两大项：一是赏赐，二是军费。对文武官员的例行赏赐，如郊祀大礼、圣节等，都要颁赐大量金、银、钱及丝、帛等。至于对官员军功、政绩及其他各种理由的临时赏赐，一次用白银也往往数百、数千两。军费用银更是数额浩大。北宋西北边境对辽、西夏用兵，大批驻军所需粮草仅靠本地赋税无法满足，必须依赖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但如果从京师搬运铜钱到沿边，不仅费用大，运输也极困难，而用银则便于运输，因此宋政府常常拨给边地白银来籴买粮草。南宋军费中的白银主要用于支给兵券，也就是军士俸饷，兵券用银、钱、会子按比例发放，根据乾道八年枢密院所定诸军支给之例，白银所占比重为30~40。

财政收入方面，大凡商税、盐茶等专卖收入缴纳现钱者，政府允许部分输纳白银，所占比例为40~50。真宗景德年间，东西川商税、盐酒税的一半都可以银缴纳。仁宗景祐年间，商人买茶，每百贯茶价中，六十贯用现钱，其余四十贯允许折纳金银等。不仅如此，在四川、浙江、安徽等地，由于不通漕运水路，交通不便，运输粮食、布帛到京师很困难，正税田赋也可以用银折纳。南宋孝宗隆兴二年五月就曾诏令“温、台、处、徽不通水路，其二税物帛，许依折法，以银折输”。

民间经济活动，如馈赠、贿赂、借贷等用银的现象也较为普遍。此外，购买宅院、田地以及珠玉珍奇之物等大额交易，也常常用白银来支付。不过，在宋代，物价还都是用钱来衡定，人们使用银时要先兑换成钱，然后才能使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用白银表示物价或者直接用白银购买日用商品的情况还很少见，这说明白银尚未充分获得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这两种基本职能，因而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

宋代白银形制最普通的是铤形。大银铤重五十两，两端多呈弧状，束腰形，上面多有各样文字，记载着地名、用途、重量、经办官吏和工匠姓名等。小银铤则重量不等，有二十五两、十二两许、七两许、三两许等。宋代的“铤”也叫“锭”，大概因为两字读音相近，后来民间口语中常称“锭”，而很少用“铤”了。

（三）纸币的产生和发展

1. 北宋的交子

早在10世纪末，四川地区就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它的出现和铁钱的使用有着直接关系。北宋四川的成都府路经济、贸易都相当发达，但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却是笨重而面额小的铁钱。按照政府的规定，重六十五斤的十贯小铁钱，其购买力才相当于重五斤的一贯小铜钱，如果要买一匹丝罗，铜钱只要两贯，铁钱却要二十贯，重达一百三十斤。购买力的低下使铁钱在贸易过程中显得十分不便，无法适应商业的发展，交子就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北宋交子的形成和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自由发行时期。太宗时，政府在四川停铸铜钱，改用铁钱。为了克服流通的不便，一些富裕的商人自己发行了一种类似收据的楮券，两面都有发行商家的印记，有密码花押，朱墨间错。券上并没有“交子”的字样，式样也不统一。票面金额是临时填写的，领用者交来多少现钱，便给他开出同样数目的交子。整体说来，其本质与兑换票据没有什么差别，只是在民间经济交往中可以用它来代替铁钱流通。

第二，商人联合发行时期，这一时期的交子得到了政府的许可。至迟在大中祥符年间，可能还要早，因为当时发行交子的十六家富商已经衰落，出现了交子不能兑现的情况。发行交子的富商称为交子铺或交子户，他们取得交子发行权要付出一定代价，比如每年为官府负担盘量仓库、修理塘堰等出夫出料的费用。此时的交子用统一的纸张印造，票面上印有房屋、树木、人物的图案，仍保留了密码、花押、图章等，票面金额也仍是临时应领用人的请求填写，不限多少，只要交付现钱，便发给交子，随时可以兑现。不过，兑现时要收3的手续费。除成都外，四川各地还设有交子铺分店，因而交子的流通更加广泛。每年丝蚕米麦将要收获之际，商人和普通百姓都急需流通和支付手段的货币，这时交子的发行量也最多。然而，发行交子的富商往往将收进的现钱挪作他用，一旦经营不善，资产亏损，交子就不能保证及时兑现，从而破坏了交子的信用，以致挤兑、争讼数起，最后只好由官府出面干预。由于私人经营的种种弊端，自仁宗天圣元年起，交子便收归官营了。

第三，官办时期。天圣元年十一月，宋政府设置益州交子务，第二年二月开始发行官交子，发行与流通都有相应的规范。与私人交子一样，官交子也是临时填写金额，但数目有规定的等级：起初自一贯到十贯；仁宗宝元二年改为五贯和十贯两种，并规定十贯交子占发行额的80；神宗熙宁元年又改为五百文和一贯两种，分别占发行额的40和60。官交子分界发行，所谓“界”就是一期，界满后持旧交子换新交子。关于官交子的界分，史书记载不一，或说三年一界，或说两年一界。因为古人按农历计算，所以实际上每界交子的流通时间是三年不到而两年有余。每界交子发行限额为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这是最高额，并不是每界实际的发行数字。官交子的发行准备金是用四川通行的铁钱，大凡每造一界需三十六万缗，相当于发行限额的28。

交子的流通原来仅限于四川地区。仁宗庆历年间，因西北边防吃紧，曾先后两次发行交子六十万贯，借支给秦州充作军费，这样，交子的使用范围首次扩至四川以外的地区。神宗熙宁年间，为了解决西北用兵带来的财政困难，宋政府又在河东和陕西发行交子，但因为缺乏足够的准备金，最后都停罢了。

2. 徽宗时的钱引

交子改为官办以后，在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大体上是稳定的，一贯交子一直能保持足价或九百数十文的价格。从哲宗绍圣年间开始，随着四川交子供应给陕西的数额日益增加，交子的发行量也不断扩大，增发数额少则数十万贯，多则至数百万贯，导致交子价格大跌。徽宗崇宁、大观年间，交子制度出现了重大变化。崇宁三年，京西路也开始使用交子，四年改为钱引，通行范围更广，除闽、浙、湖广、东京开封府外，其余各路差不多都可以使用。此时四川仍然保持着交子旧法，至大观元年，益州交子务才改为钱引务，但当年发行的纸币仍用旧印，大观三年始改印钱引新钞。河湟用兵费用至此基本全靠纸币解决，因而发行额陡增。崇宁四年钱引的发行额为二千六百五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当年又增造了五百四十万贯；大观元年增造五百五十四万贯，超过天圣年间一界的二十倍，两界并用则超过四十倍。通货膨胀造成了纸币的严重贬值，后来政府发行纸币不再有准备金，一贯钱引只值几十甚至十几个钱。

3. 南宋的纸币

南宋时纸币已经成为一种普遍使用的通货，不仅流通范围遍及东南、两淮、荆湖及四川各地，且种类繁多，最初使用关子，后一度改为交子，但最通行的是会子。

宋朝南渡之初，已经有关子流通。高宗绍兴元年，因婺州屯兵，交通不便，难于运输现钱，于是政府让商人出钱，在婺州换领关子，商人持关子可以到杭州榷货务领钱或茶、盐、香货钞引。所谓钞引，就是贩卖茶、盐、香货的许可证。因此，关子最初带有汇票的性质。由于政府常发行关子用于籴买米粟，民间也效仿官府使用关子，因而关子在流通领域中实际已与纸币无异。

绍兴年间，南宋也曾发行过交子，在杭州设置交子务，试图在东南各路流通，但因缺乏准备金，不久就停止了。

会子原来也起源于民间，称为“便钱会子”，仍带有汇票的性质。从绍兴三十年开始，会子收归官营。其流通范围最初限于两浙，后来遍及东南各路，并扩展到两淮、湖北、京西等地，纳税和交易多可使用，成为流通中最主要的货币。会子的面额最初为一贯，后来又增发了二百、三百和五百文三种面额。从绍兴三十年到乾道二年，会子的实际流通额为九百八十万贯，数量还不算大。但在当时的战争状态下，加之南宋铜钱减少，会子带来通货膨胀已在所难免。孝宗乾道四年规定三年为一界，每界以一千万贯为限，已经是北宋交子界额的八倍以上。淳熙三年开始两界并行，光宗绍熙元年又曾三界并行，到宁宗庆元元年遂把每界的发行额增至三千万贯，开禧北伐之后，嘉定二年的会子流通额在一亿一千五百万到一亿一千六百万贯之间。会子的价格也随之一路下跌。淳熙十二年，一贯会子在杭州值钱七百五十文，到庆元元年跌至六百二十文，嘉定三年只值三四百文，而且往往离都城杭州距离越远，会子的价格越低，在江西、福建的一些偏远地区，会子贬值更加严重。

除了会子，南宋还有许多地方性的纸币。如川引，即四川的交子，在北宋末年改为钱引后，到南宋仍继续使用；关外银会子，绍兴七年镇守川陕的大将吴玠创行于河池，以白银为本位，行于鱼关寨及阶、成、岷、凤、兴、文六州，面额有一钱和半钱两种，与川引有一定比价，银会四钱抵川引一贯；铁钱会子，孝宗隆兴元年创始，流通于兴元府、金、洋等州，面额分一百、二百和三百文三种；湖会，创于隆兴元年，分五百文和一贯两种，最初专用于湖北，后通行到京西、荆湖南北地区；淮交，乾道二年印行，面额为二百、三百、五百文和一贯四种，只通行于两淮地区。

理宗绍定四年，蒙古军攻川陕，绍定五年，两界会子共计三亿二千九百多万。端平元年蒙古灭金，南宋面临亡国危机，通货膨胀也日益恶化。及至贾似道独揽朝政，于景定五年发行所谓“金银现钱关子”，或称“铜钱关子”“银关”，一贯抵旧会子三贯，废会子不用。然而新关子发行以后，物价飞涨，二百贯关子还不够买一双草鞋，南宋经济此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