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业与金融业

（一）便钱汇兑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间的资金转移调拨日益频繁，而金属货币又不便携带，于是唐朝中期出现了类似于现代汇兑性质的“飞钱”，宋代继承并发展了这种汇兑业务。太祖开宝三年，宋政府在东京开封府和西京河南府分别设立便钱务，专门办理汇兑业务。从事长途贩运的商人先将现钱交给便钱务，换取书填现金数额的“引据”，然后凭引据到指定州县即可取出现钱使用。这种便钱汇兑方式受到商人的广泛欢迎，因而得以稳步发展。太宗至道三年，商人入便钱达一百七十万贯，至真宗天禧五年又增加一百一十三万贯，达到二百八十三万贯。除了官营便钱，民间还存在私营便钱，但官府为了垄断汇兑业务，对私营便钱采取了压制政策。真宗景德二年，诏令商人只能到官营汇兑机构——榷货务——便钱，禁止私下便换，这对民间便钱的发展无疑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至迟到景德三年二月以前，除地方之间的汇兑业务仍由便钱务经营外，京师与地方之间的官营汇兑改由榷货务经营。根据规定，州县地方政府必须上交京师内藏库的现钱，可以暂时先留存在地方，等待在京师榷货务入便的商人来当地兑取，兑取不尽的部分才运往京师内藏库。榷货务对入便商人有“加饶”“优润”“加抬”“脚乘”等名目的钱币支付，各时期数额不定，在入便总额的1~2间浮动。仁宗以后，边防吃紧，沿边诸州军费开支浩瀚，因而现金汇兑方向发生转变，之前商人入钱于京师，再到其他各州领取现钱，此后变为入钱于沿边，而于京师领取现钱。

在代替便钱务继续负责现金汇兑业务的同时，榷货务还承担着兑付各种信用证券和向地方政府拨款的任务。太宗雍熙二年以后，为了满足边防军费需要，开始实行入中法，商人将粮草等军需物资运到边地后，由当地官府开具交引，商人持引到京师，由榷货务兑付现钱。榷货务还多次拨款给地方购买军需粮草。仁宗天圣七年七月，朝廷曾出内藏库、榷货务缗钱各十万，以为陕西、河北购买军需之用。神宗熙宁四年五月，再次从榷货务中拨付封桩银十二万七千两、绢一万七千匹，供应陕西转运司。

榷货务还负责货币兑换和回笼业务。徽宗崇宁三年钱引取代交子后，京师交子务合并于榷货务买钞所，由买钞所负责管理钱引，京师和京畿地区用交子兑换钱引者须到买钞所办理。南宋时榷货务又承办不同地区纸币的兑换业务。孝宗乾道二年规定，于两淮州县印发面值分别为二百、三百、五百、一千文的交子三百万贯，由于这种交子仅限于两淮使用，而江南地区使用的是会子，所以南宋政府拨给镇江、建康府榷货务交子、会子各二十万，“淮人之过江、江南人之渡淮者，皆得兑换，循环使用”，由榷货务负责会子和交子的兑换业务。

（二）有价证券买卖

除了汇兑业务，宋代以赊买赊卖为主的商业信用行为也越来越多，与之相关的各种有价证券也因此产生并发展起来。证券作为信用凭证，能够得到偿付，因而可以进行买卖、抵押，甚至进入流通领域。在宋代的各种证券中，流通最广、影响最大的是交引。

交引的产生与宋代的禁榷制度密切相关。政府向商人赊购军需粮草后，给商人开具交引，商人可凭交引领取禁榷商品茶、盐或现钱，交引实际上发挥了商业信用中介物的作用。为了鼓励商人入中粮草，宋政府采取优惠政策，即以高于市场的价格进行支付，这不仅促进了入中贸易的发展，也使交引买卖活动更加活跃。

最初，从事交引买卖的是都城开封的一些金银铺、彩帛铺、停榻、质库等资本雄厚的商铺。由于向边地入中粮草有利可图，除了一些富商大贾，还有大量中小商人及本地居民，他们经济力量较弱，领到交引后，无力到千里之外的东南一带领取茶、盐等物进行贩卖，加上对这些禁榷品的市场行情又不太了解，只好将手中的交引卖掉，换取现钱。随着交引的大量发行并逐渐集中于金银铺等大商铺手中，经营交引买卖的交引铺逐渐形成。交引铺低价购买交引，压价幅度多在50以上，甚至有高达90的，然后再转手倒卖给茶盐商人，或在政府为稳定引价收购交引时，转卖给政府。买卖之间利润丰厚，因此交引买卖十分兴盛，南宋都城临安的交引铺有一百多家，明州有六所，税收达一万零九百余贯，在当地商税收入中所占比重最大。

（三）高利贷的活跃

在宋代，人们的生产、生活与货币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对货币的需求量增加，因而高利贷资本得以快速发展。

宋代商人往往将一部分资本投入借贷经营，南宋绍兴年间的商人裴老，既经营各种商业，又开设质库牟利。地主在收取地租的同时，也进行高利贷经营。北宋中期，韩琦指出，乡村上三等主户中许多都开设质库，放贷给佃户。放债取利之风在官僚和军队将领中也十分盛行。北宋开国功臣石守信之子石保吉，“好治生射利”，有人借了他的债，因还不起利息，只得以女儿为质。军队将领则多在士兵中放债，北宋初，定州禁军大多饥寒贫困，原因就在于将校放债营利，习以成风。南宋一些将领甚至假冒百姓名义，私放军债，危害军政。高利贷的厚利还吸引了出家的僧侣，许多寺院都经营高利贷，他们开设的质库通常被称为“长生库”，在南宋鄱阳等地，寺院放债现象非常普遍。

宋代还有大量专门的高利贷者，称为“库户”或“钱民”，他们以放债取利为生，其中不乏资本雄厚者，北宋青龙镇的陈晊，靠经营高利贷发家，积累起资本后勾结官府，连家中的奴仆也十分凶悍刁蛮。可以肯定，多数高利贷从业者不具备雄厚的实力，他们属于中小型放债者，著名诗人贺铸晚年退居吴下，就靠放贷谋生。

除了民间放债，宋朝政府也从事高利贷经营。王安石变法期间实行的青苗法和市易法，本质上就是政府贷款行为。青苗法是一种农业信用，每年夏秋两熟之前，普通民众青黄不接，由各州县地方政府，两次发放现钱或实物给农民，等到收获之后，分别随同夏秋两税还款，利率为40。市易法则是在城市中对商贩的贷款，属于抵押信用，办法是商人以田宅或金帛为抵押，如无抵押就要有三个保人，向政府的市易务请求贷款，利率为20，过期不输息，每月罚钱2，称为保贷法。

宋代的高利贷资本，一方面由于其高昂的利息，对小生产者必然会有冲击和破坏作用；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宋代许多小农、小手工业者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借贷来实现其再生产的。北宋哲宗时，浙西一带春夏之际，几乎家家“举债出息以事田作”。开封的花灯生产者也是靠借贷来购买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因此，高利贷资本对社会再生产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结语

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宋代货币流通量激增，货币种类越发多样。宋初，铜钱、铁钱仍是货币的主体，但地方的铜矿产量、政府的铸币能力、交通运输压力等诸多因素，影响着各地货币的投放和流通，加之宋廷严格限制铜钱、铁钱跨地区流通，因此，宋代货币的使用呈现出地域性的特点。两宋时期，四川的货币体系就显得极为特殊。四川铜价高昂，官府铸造铜钱的财政压力巨大，由此，四川地区逐渐取缔铜钱，把铁钱作为日常经济往来的基本货币。

由于单枚铜钱、铁钱的价值低下，商人在进行大宗货物交易，尤其是远距离贸易时，常常需要携带大量货币，这极大地增加了运输成本。此外，宋朝货币流通情况复杂，部分地区铜钱、铁钱并用，部分地区只使用其中一种钱币，导致跨区域的贸易结算相当困难，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地区间的商业往来。铜钱、铁钱等传统货币的弊端催生了新的交易媒介。在国家层面，财政支出、军费拨付等使用白银的情况逐渐增多，民间经济活动也常把白银作为支付工具。但在宋代，白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货币，人们在用白银结算时需先把白银兑换成铜钱或其他货币，然后才能使用。因此，借助白银交易仍存在诸多不便。为了获得更多商业利润，尽量避免运输笨重的金属货币，商人采取了以物易物、便钱汇兑、购买有价证券等多种形式进行商业往来。

其中，汇兑业务和有价证券等信用业的发展为纸币的出现奠定了基础。10世纪末，四川商人群体联合发行纸券“交子”，代替官方铸造的铁钱。纸币的本质是一种价值符号，私人发行的交子以个人的商业信用和经济实力为基础。一旦发行者经济状况不佳，纸币不能兑现，便只是一叠废纸。据史书记载，交子发行不久，“富民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由此，宋廷曾一度禁止民间设立交子铺。然而，铜钱、铁钱的固有缺陷依然存在，使用轻便的纸币仍是大势所趋。仁宗天圣元年，薛田与转运使张若谷认为“废交子不复用，则贸易非便，但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主张恢复交子，由官府管控。在他们的提议下，宋廷设立益州交子务，纸币发行权收归官方。徽宗崇宁年间，“交子”改称“钱引”，逐渐推广到北方大部分地区。宋室南渡以后，纸币已经成为普遍使用的硬通货。

两宋纸币的推行和信用业、金融业的创新式发展无疑是历史的巨大进步，这反映了宋代商品货币经济的高度繁荣，但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以纸币为例，纸币的出现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使人们的经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然而，纸币的发行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南宋后期，内忧外患之下，朝廷滥发纸币，致使纸币大幅贬值，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南宋内部经济秩序濒临崩溃，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