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两宋时期是中国传统儒学的复兴时期，实现了学术思想的又一次繁荣，以后的元、明、清三代学术都可看作宋代学术的继续发展。在对古代儒家经典的探索过程中，宋代文人形成了一种新思路、新方法和新学风，是为宋学。汉代儒生治经重章句训诂，从细微处入手，达到通经的目的，这种学风从汉代一直沿袭到唐代。至宋代，义理之学取代了汉代的章句之学，学人从宏观方面着眼，通过探求经的要旨、大义、义理之所在，进而理解经的含意，达到通经的目的，从而开创了学术探索的新局面。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总结说：“宋学是作为汉学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它乃是汉学所引起的一种反动。”他精辟地指出了宋学与前代学术的不同。

宋学的产生和演变，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等因素密切相关，也受到其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发展的深刻影响。唐宋之际，正值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变革时期，农业、手工业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带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在土地所有制当中，经济因素逐渐增多，政治特权因素地位下降，私有个体经济的发展也有了较大的空间和自由。经济领域的发展带来社会的巨大变化，出现了新的土地占有制度和租佃契约关系，人身依附关系显著缓和；士族门阀的势力消失殆尽，庶族地主上升，统治集团内部各阶层的关系也有所调整。这些因素促进了社会的流动和竞争，给社会注入新的活力，促使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发生变化。人们个体自由意识加强，思想上受到的束缚相对减轻，文化的发展有了新的突破口，为新思想、新学风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

宋王朝建立后，为避免分裂割据、篡位夺权的局面再现，确立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奠定了终宋三百年“右文”的政治取向。为重振唐末五代以来被严重破坏的纲常伦理，统治阶层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力求创造一种新学说，使之更加富于思辨色彩，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以稳固新的统治秩序，这实际上也是宋学产生、发展的动因之一。强烈的经世取向促使儒学向通经致用转变，成为宋学的重要特色，也是其得以保持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在宋学的创始、发展阶段，宋儒坚持把学术探索应用于社会实践，努力实现“内圣外王之道”，涌现出诸多流派，使得宋代学术异彩纷呈，成为继先秦哲学以后的又一高峰。南宋以后，学术与实践之间日益脱节，宋学也就逐步衰落，沦为“道德性命”的空谈。

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于社会科学的进步有着深刻的影响，这已是学界所公认的不刊之论。两宋时期，自然科学达到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一个高峰，在世界范围内也处于领先地位，这不能不对宋代学术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举例言之，“明于庶物”，也就是对自然世界进行观察研究，是二程哲学思想的重要方面，从“天地变化”“名山大川何以能兴云致雨”到“钻木取火”“陨霜不杀叶”的原理，二程都有所论述。从对这些自然现象的分析中，二程提出“一物须有一理”的命题，并得出“万物皆有理”的结论，于是“理”就游离出来，成了千差万别的万物的共性。以此为基础，再吸收佛教华严宗的“理事说”，他们提出“天下只有一个理”的命题，“理”就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受时空限制而永恒存在的精神本体，即“天理”。由此可知，二程构筑的“理本论”体系，正是从研究自然现象开始的，自然科学对于宋学的影响也通过这一事例得以显现。实际上，宋代许多著名哲学家如邵雍、张载、朱熹等，都有比较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这种现象反映了自然科学对人文科学发展的促进作用。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至魏晋南北朝大为兴盛，隐然与中国本土的道教、儒家思想鼎足而立，并在长期的互相争斗过程中呈现出渐趋融合之势，奠定了此后中国哲学思想领域以儒家为主体，出入佛老的格局。晚唐五代以降，儒家学者为重振儒家学说，挽回其逐渐落后于佛老的颓势，致力于援佛、道入儒的工作，其结果就是三教融合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至宋终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儒、释、道三教的融合，是宋代学术的思想渊源，宋代理学的先驱之一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总结程颢的学术：“先生为学，……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清晰地指出程颢的学术是儒释道三家融合的产物。出入佛老、返诸六经，这实际上也是诸多宋代哲学家共同的求学之路。宋儒于传统儒家经世致用的原则坚守不变，又在义理和心性修养方面摄取了佛道两家的一些学说，弥补了自身在抽象思辨和逻辑推理方面的不足，参考释老两家的哲学命题和范畴，最终建立了自己的学术体系。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起，儒家学说便奠定了其独尊的地位，此后儒者解经，特重章句训诂，而于经之要旨则墨守师说，不能有所发明。这种故步自封的做法限制了学术发展的空间，从而使汉学逐渐丧失了生命力。自中唐起，个别学者对经义本身提出疑问，渐开疑经之风，至宋仁宗时，终于形成一股疑古思潮，学者破陈除旧，不再迷信古代经典，而是以怀疑的观点对前人之说加以审视，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摆脱章句之学的束缚，注重经学义理，争立新说，范仲淹、欧阳修、宋初三先生等人成为这场风潮中的先行者。南宋陆游关注到庆历前后学风的改变，“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这种反对泥古、立意创新的新学风体现了宋学的风骨，成为新儒学兴起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