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余庆

在苏轼的童年，还有一位亲人对他产生了影响，这就是他的祖父苏序。苏序生于开宝六年，殁于庆历七年，苏轼与祖父一起生活了十年。所以，苏轼对祖父是有深刻印象的。

苏序虽然一生未仕，也没有读太多的书，但对孩子的教育却很有一套经验。在他的鼓励下，三个儿子都参加了科举。长子苏澹举文学进士，因学业未精，未中。又于景祐四年早亡，未有所成。二子苏涣于天圣二年进士乙科及第，三子苏洵虽“壮犹不知书”，但作为父亲，苏序并不强之，且“纵而不问”，如果有人问及，苏序则“笑而不答”，并对人说“是非忧其不学者也”。原来，作为父亲，苏序知道儿子苏洵性格豪纵，不愿受拘束，特别是不愿受声律、对仗等科举之学的约束；他知道自己的儿子不是一般的浑噩之辈，他有理想，有爆发力，一旦“醒悟”，下定决心，必能有所成。果然，后来苏洵二十七岁始奋发力学，尽管屡次考试未中，却最终成为文章大家。

苏序为人厚道，待人真诚，谦逊礼让。曾有荒年，苏序卖掉自己的田产以救济灾民。待到来年灾民丰收了，要还给他，他却坚辞不收，理由是本来就打算卖掉，并不是因为要帮助别人。由此，苏序成为远近闻名的“好人”，大家认为古代的所谓“隐君子”也赶不上他。

其实，苏序并不是一个“粗人”，他很有才华，颇有诗书情韵，“晚乃为诗，能白道，敏捷立成，凡数十年得数千篇，上自朝廷郡邑之事，下至乡闾子孙畋渔治生之意，皆见于诗”，诗虽不工，但却是一个“表里洞达”的“豁然伟人”。这对后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的确，苏序的豪迈性格及过人才气，为后代所传承，也被子孙所称扬。比如，在祖父去世多年之后，苏轼曾向学生们谈起祖父，说：“祖父名序，甚英伟，才气过人，虽不读书，而气量甚伟。”可以这样说，苏序修身行义，未显于国却显于乡党。他乘时得志，不在己身而在儿孙。宋人应俊在《琴堂谕俗编》中曾做过这样的述评：

余尝闻眉山苏仲先序，为人疏达，轻利好施，救人之急，孜孜若不及。及岁凶，卖田以赈其邻里乡党。至冬间丰熟，人将偿之，公辞不受，由是破散其祖业，迫于饥寒，然公未尝以为悔，而好施愈甚。遇人无疏密，一与之倾心焉。或欺而侮之，公亦不变色。人莫测其用心。后生子曰洵老泉先生，孙曰轼东坡先生，曰辙颍滨先生，皆显名天下，人以为善恤乡邻之报。

这样讲，似不无道理。事实上，因为苏序的“行善积德”，自苏序后，眉山苏氏家族文星闪耀，轩冕相继，成为震古烁今的文化大家族，这其中的因由，不能不让人对这位苏氏家族的先辈、苏轼的祖辈油然生敬。

也正因为祖父、父亲和母亲的言传身教，苏轼从小耳濡目染，对读书与做人有了非常真切的感受与认知。家庭环境的熏陶让幼小的苏轼有了一种高度的认同感与幸福感。不妨来看苏轼自己的描述：

先君昔未仕，杜门皇祐初。道德无贫贱，风采照乡闾。何尝疏小人，小人自阔疏。出门无所诣，老史在郊墟。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

“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的家庭，必定是知书达理的家庭，必定是“风采照乡闾”的家庭。苏轼对这种家庭的激赏，正是他自己志趣情怀的表达。一门三父子，一同跻身唐宋八大家的行列，正是对这种家训家风的最真实写照。

受祖辈父辈的影响，苏轼从小就酷爱读书，其中有一种读书之法甚为有效，且可以一举三得，那就是抄书。宋人何薳《春渚纪闻》曾引苏轼学生晁补之的话说：“苏公少时，手抄经史，皆一通。每一书成，辄变一体，卒之学成而已。乃知笔下变化，皆自端楷中来，尔不端其本，而欺以求售，吾知书中孟嘉，自可默识也。”明人张丑在《真迹日录》中也说：“苏长公手录《汉书》全部及《金刚经》。”这个功夫了得，一方面练习了书法，另一方面仔细阅读了经典，再者手抄一过，比纯粹眼睛阅读又多了一种记忆的过程，所以，学得很深。《春渚纪闻》又引苏轼的另一位学生秦观的话说：“公尝言观书之乐，夜常以三鼓为率。虽大醉归，亦必披展至倦而寝。”如果说这些都是外人的转述，偶有误传失真的话，那么，苏轼的弟弟苏辙的记述，则应当是较为客观的了。苏辙曾在诗中回忆过往的学习经历：

我家亦多书，早岁尝窃叩。晨耕挂牛角，夜烛借邻牖。经年谢宾客，饥坐失昏昼。堆胸稍蟠屈，落笔逢左右。

苏辙与苏轼一同长大，苏辙的学习经历，正是苏轼学习经历的映照。苏辙在《再祭亡兄端明文》中，对这种共同学习的经历有深情的描述：“惟我与兄，出处昔同。幼学无师，先君是从。游戏图书，寤寐其中。”

由上面引述可以想象，手不释卷的阅读习惯加上日积月累的持之以恒，苏轼的学问就这样不断丰富，不断完善，不断成熟。“落笔逢左右”，恰是苏轼与弟弟苏辙的客观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