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荡京城（2）

东坡云：国朝试科目昔在八月中旬，顷与黄门公既将试，黄门公忽疾卧病中，自料不能及矣。相国韩魏公知之，辄奏上曰：“今岁召制科诸士，惟苏轼、苏辙最有声望，今闻苏辙偶病，未可试，如此人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试，甚非众望，欲展限以俟。”上许之。黄门病中，魏公数使人问安否。既闻全安，方引试。凡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后试科目并在九月，盖始于此。比者相国吕微仲语及科目何故延及秋末之说，东坡为吕相国言之，相国曰：“韩忠献其贤如此，深可慕尔。”

以上材料虽偶有相互抵牾之处，但总体而言可信度是很高的，因为李廌是苏轼的学生，叶梦得与苏轼的后人关系甚笃，陆游以博学多闻见称，他们的记录当有相当的依据。上述文字可以给我们一些重要的信息，尤其值得玩味：

第一，作为考官的欧阳修、梅尧臣特别赏识苏轼的创新意识。苏轼的省试之文，无所藻饰，一反险怪奇涩的“太学体”，且语出惊人，不落俗套，而这正契合欧阳修等“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的古文革新的初衷。换言之，苏轼省试之文不落俗套的“率意”与别致，给主考官欧阳修耳目一新的感觉，欧阳修异常惊喜，“以为异人”。苏轼兄弟生逢其时，赶上了欧阳修倡导的古文革新的伟大时代，成为古文革新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有学者指出：“宋初承唐习，文多俪偶，谓之昆体。至欧阳公出，以韩为宗，力振古学。曾南丰、王荆公从而和之，三苏父子又以古文振于西州，旧格遂变，风动景随，海内皆归焉。”又说：“宋家南北三百余年，文运实三苏氏扶助而振起之。”从三苏崛起的历史背景及其之后的发展演变来看，这些评论的确十分允当。由此再来反观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慧眼识珠与奖掖扶持，宋代诗文革新的彻底成功，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关联与历史必然。

历史上关于苏轼省试文中“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的出处依据，尚有不少争鸣，但在主考官欧阳修的眼里，苏轼“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并对梅尧臣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甚至欧阳修已经预感到自己主盟的文坛后继有人，不妨来看看宋人朱弁《曲洧旧闻》中的这段话：

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后类如此。一日，与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

欧阳修作为北宋诗文革新的领袖，确实有领袖的风范、气度与眼光。他没有倚老卖老，而是想办法让真正有才能的年轻人尽快成长，甘愿做他们的“人梯”，甘愿退居后台，让苏轼他们这些有为青年勇挑大梁。而欧阳修的确也正是借助苏轼、苏辙这样的青年才俊，给那些“太学体”以当头一棒。尽管欧阳修出人意料的选择让那些“平时有声”、志在必得的人愤怒哗然，但选择苏轼兄弟在他们看来，是绝对正确的，也就是叶梦得评论的“不可谓不得人”。事实上，在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一再品评和抬举之下，那些哄然于途的人也渐渐服气。苏轼兄弟不负众望，成为欧阳修文学集团的希望之星。

第二，苏轼、苏辙遇到了胸襟开阔、热心扶持奖掖后进的名公大臣。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到，这些声名显赫的前辈，对崭露头角的新人给予的是欣赏、扶助和期许，完全没有小肚鸡肠的嫉妒、打压。换言之，苏轼、苏辙遇到了真正的知音和贵人。李廌《师友谈记》所记韩魏公韩琦因苏辙忽染疾卧病而将制科国试时间延后二十日的做法，这种关爱，大大超出了常情，不是谁都能享受到的，足见苏轼、苏辙在韩琦这些名重一时的大人物眼里的“分量”，甚至韩琦还为苏轼、苏辙考试做舆论宣传：“顷同黄门公初赴制举之召，到都下，是时同召试者甚多。一日，相国韩公与客言曰：‘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此语既传，于是不试而竟去者，十盖八九矣。”还没有考试，就因韩琦的一句话，让十之八九的考生主动弃权，这实在是一种厚爱。

第三，苏轼、苏辙不负众望，终成大家，让这些关爱他们的前辈甚感欣慰。嘉祐五年，欧阳修、杨畋分别荐举苏轼、苏辙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嘉祐六年八月，宋仁宗御崇政殿，试苏轼、苏辙等人，考官为胡宿、沈遘、范镇、司马光、蔡襄等人。苏轼入最高等三等，苏辙为四等。仁宗对苏轼兄弟甚为赏识，直言“吾为子孙得两宰相”。苏轼、苏辙从此开始了自己的仕宦之旅。自此，苏轼兄弟以其卓越的才情睿智，成为文坛翘楚，欧阳修“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的预言，确成现实。苏轼接过欧阳修的大旗，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坛领袖，且成就和影响超过恩师，苏辙也成为文学大家，荣入唐宋八大家之列，这当是那些慧眼识珠、苦心栽培、热心扶持二苏的前辈所乐见的。这段逸事注定要成为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千古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