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成名
以苏轼为首的三苏的出道主要在仁宗朝。总的来说，仁宗是一位明君，在他身边有一群颇有才干的忠臣贤辅，危害宋室的朋党之祸，此时尚处于萌芽状态，故仁宗一朝，人称“盛治”。正如王夫之所论：“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夷考宋政之乱，自神宗始。神宗之以兴怨于天下，贻讥于后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亟，下之言治者已烦。”
以苏轼为首的三苏幸而崛起于仁宗朝，如果延至神宗朝，像三苏这样有个性、直言不讳、敢说敢为、不愿随波逐流的人，可能早就被扼杀在萌芽状态，因此，也就绝不可能有辉耀中国历史的三苏存在。苏轼、苏辙后来坎坷于神宗、哲宗两朝已经作了最好的注解。
析而论之，以苏轼为首的三苏崛起于仁宗朝，有以下政治文化背景值得特别关注：
第一，仁宗胸襟开阔，以选贤任能著称。苏洵以一介布衣隐居乡闾，最终能名动京师，在于“闻天子复用正人”；而苏轼、苏辙能克服多重障碍，脱颖而出，也有赖于此。比如，嘉祐六年，仁宗主持的崇政殿御试中，苏轼以一篇《御试制科策》入最高等三等。而苏辙在对策中极言得失，云：
陛下即位三十余年矣，平居静虑，亦尝有忧于此乎？无忧于此乎？臣伏读制策，陛下既有忧惧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窃意陛下有其言矣，未有其实也。往者宝元、庆历之间，西羌作难，陛下昼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谓陛下忧惧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弃置忧惧之心二十年矣。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夫无事而深忧者，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臣疏远小臣，闻之道路，不知信否。
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优笑无度，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三代之衰，汉、唐之季，女宠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将由之而出。内则蛊惑之所污，以伤和伐性；外则私谒之所乱，以败政害事。陛下无谓好色于内不害外事也。今海内穷困，生民愁苦，而宫中好赐不为限极，所欲则给，不问有无。司会不敢争，大臣不敢谏，执契持敕，迅若兵火。国家内有养士、养兵之费，外有北狄、西戎之奉，陛下又自为一阱以耗其遗余。臣恐陛下以此得谤，而民心不归也。
客观地说，这篇对策相当坦率真诚，无所顾忌，直言不讳，没有一定的勇气确实不敢这样说。它得到复考官司马光的赏识，被选为三等。但初考官胡宿认为苏辙直斥皇上，出言不逊，则力请黜落。这引起了一番激烈的争论。司马光据理力争，上奏仁宗，极言苏辙对策“辞理俱高，绝出伦辈”。仁宗也不同意黜落，说道：“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因此之故，被定为四等。仁宗因得苏轼兄弟而喜出望外，直言“为子孙得两宰相”。面对如此直白的“直言”，仁宗居然能够接受，且未“惩治”言者，仁宗的大度、惜才，于此可以概见。
第二，有一批优秀杰出的贤臣名公主持朝政，成为仁宗的得力干将和辅佐，如富弼、文彦博、韩琦、欧阳修等，他们都是在多方面卓有建树、颇有名望的能人，朝中政务总体上说是积极健康的。苏辙曾有这样的评论：“文忠公以文章名当世，其风节尤峻。蚤岁以言事不合，流落于外。仁宗亮其忠，晚用之，亦参知政事。仁宗、英宗之际，其所以绥靖朝廷者，与丞相忠献韩公相为表里，盖二公之功名，士大夫举知之。”可见，这些名公在士大夫中有良好的口碑。
第三，有一批爱才、惜才且有话语权的贤臣慧眼识珠，不遗余力地发现、荐举、扶持三苏，使僻远西蜀的三苏能够以较快的速度、便捷的方式名动京师。关于苏洵受知于欧阳修一事，苏辙曾有这样的概述：“嘉祐之初，公在翰林。维时先君，处于西南。世所莫知，隐居之深。作书号公，曰‘是知予’。公应‘嗟然，我明子心。吾于天下，交游如林。有如斯文，见所未曾’。先君来东，实始识公。倾盖之欢，故旧莫隆。遍出所为，叹息改容。历告在位，莫此蔽蒙。报国以士，古人之忠。公不妄言，其重鼎钟。厥声四施，靡然向风。”这种知遇之恩确实可谓可遇而不可求。
第四，以欧阳修为首的古文革新在三苏身上找到了新的力量，借三苏之力将古文革新推向深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已成为历史的必然。换言之，三苏，特别是苏轼、苏辙可谓生逢其时。关于二苏决胜科场一事，两人曾有这样的阐释：
轼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意者执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宁取此以矫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感荷悚息，不知所裁。
嗟维此时，文律颓毁。奇邪谲怪，不可告止。剽剥珠贝，缀饰耳鼻。调和椒姜，毒病唇齿。咀嚼荆棘，斥弃羹胾。号兹古文，不自愧耻。公为宗伯，思复正始。狂词怪论，见者投弃。踽踽元昆，与辙偕来。皆试于庭，羽翼病摧。有鉴在上，无所事媒。驰词数千，适当公怀。擢之众中，群疑相豗。公恬不惊，众惑徐开。滔滔狂澜，中道而回。匪公之明，化为诙俳。
苏轼说“人之幸遇，乃有如此”，苏辙说“驰词数千，适当公怀”，都道出了二苏坦易晓畅的文风与擅长用当时的策论文正从根本上符合了以欧阳修等倡导的古文革新运动以及科场文风改革的需要，二苏确实堪称时代的幸运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