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居京城

虽然苏洵已经绝意仕进，但苏洵在京城的影响并未因苏洵的离开而湮灭，毕竟有欧阳修等人不遗余力的推荐。在苏轼、苏辙为母守孝期间，苏洵得到两次被征诏入京试紫微阁、试秘书省校书郎的机会，但都被苏洵婉拒了。

苏洵在给梅尧臣的信中有自己的解释：“自离京师，行已二年，不意朝廷尚未见遗，以其不肖之文犹有可采者，前月承本州发遣赴阙就试。圣俞自思，仆岂欲试者？惟其平生不能区区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穷困。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万里以就试，不亦为山林之士所轻笑哉？自思少年尝举茂才，中夜起坐，裹饭携饼，待晓东华门外，逐队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据案。其后每思至此，即为寒心。今齿日益老，尚安能使达官贵人复弄其文墨，以穷其所不知邪？且以永叔之言与夫三书之所云，皆世之所见。今千里召仆而试之，盖其心尚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进以求其荣利也。”

苏洵对科举之试已彻底失望，所以，他绝不就试。在他看来，欧阳修已作了推荐，代他所献的“三书”即《权书》《衡论》《几策》，大家都已看到，如果还要让他去考试才能决断，表明决策者尚有不信任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更不能贸然去追逐荣利。这一点，可充分看出苏洵的矜持与刚毅。

此事除给梅圣俞写信外，苏洵还给雷简夫写信，表达自己婉辞诏试的内心真实想法：“仆已老矣，固非求仕者，亦非固求不仕者。自以闲居田野之中，鱼稻蔬笋之资，足以养生自乐，俯仰世俗之间，窃观当世之太平；其文章议论，亦可以自足于一世。何苦乃以衰病之身，委曲以就有司之权衡，以自取轻笑哉？然此可为太简道，不可与流俗人言也。向者《权书》《衡论》《几策》，皆仆闲居之所为。其间虽多言今世之事，亦不自求出之于世，乃欧阳永叔以为可进而进之。苟朝廷以为其言之可信，则何所事试？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仓卒之言，又何足信邪？恐复不信，只以为笑。”

在苏洵给雷简夫的这封回信中，苏洵说得更加清楚。他认为他作的这些论世之文，本没有炫世的意图，只因为欧阳修觉得可以进奉朝廷，才呈递上去的。如果朝廷觉得所言可信可用，又何必再行考试呢？如果朝廷觉得他平居沉心静气写出来的文章都不足信，那场屋中仓促写成的文字更何足信？苏洵此话的确在理。

梅尧臣接到苏轼的信后，甚感惋惜，于是写下《题老人泉寄苏明允》：

泉上有老人，隐见不可常。苏子居其间，饮水乐未央。泉中若有鱼，与子同徜徉。泉中苟无鱼，子特玩沧浪。日月不知老，家有雏凤凰。百鸟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去为仲尼叹，出为盛时翔。方今天子圣，无滞彼泉傍。

也许是梅尧臣“家有雏凤凰”这句触动了苏洵的神经，他猛然惊醒：对啊，我的两个儿子正是凤凰需要展翅的时候，我这样跟当下朝廷闹得不愉快，何苦呢？

苏洵终于想通了，他决定不再隐遁山林、消沉避世。

嘉祐四年十月，苏轼、苏辙为母亲守孝期满。这时，他们父子三人做出了人生重大的抉择，决定举家迁往京师，一家人从此不再分离。于是，苏洵带着苏轼、苏辙两个儿子及其儿媳王弗、史氏，还有小孙子苏迈、苏轼的乳娘任采莲、苏辙的乳娘杨金婵，离开故乡眉山，向着汴京进发。

这次他们选择水路加陆路。先从眉山乘船，沿岷江直抵嘉州，再从宜宾入长江，在江陵选择陆路北上，经襄阳、许州抵京。一路上，父子三人诗兴大发，凡是两岸或者陆路沿途有名胜古迹，他们要么倚船眺望，要么停船上岸，或寻路近观。一家人难得有这样的欢乐旅程。四个多月的行程，父子三人竟有一百七十多篇诗赋留存。后来，他们索性将其汇辑成册，命名为《南行前集》和《南行后集》。苏轼在《南行前集叙》中讲述了这段“为情而造文”而非“为文而造情”的难忘记忆：

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

己亥之岁，侍行适楚，舟中无事，博弈饮酒，非所以为闺门之欢。而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盖家君之作，与弟辙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谓之《南行集》。将以识一时之事，为他日之所寻绎，且以为得于谈笑之间，而非勉强所为之文也。

时十二月八日，江陵驿书。

嘉祐五年二月十五日，苏洵一家到达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