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仕凤翔（1）

嘉祐六年八月，苏轼通过制科考试，很快就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由此开启了人生的仕宦生涯。但祸福相倚，苦乐相随。就在苏轼踌躇满志，擘画未来之时，苏轼的发妻王弗突然病逝于京城，随后父亲苏洵又病逝。接连的家庭变故与人生打击，让年轻的苏轼痛不欲生。服丧期满，苏轼续娶前妻王弗堂妹王闰之为妻。此时，年仅十九岁的神宗继位登基，急欲变法图强，重用王安石等人。苏轼对激进的改革颇不认同，屡屡犯颜直谏，坦陈直言，但频遭嫉恨和陷害。为避免卷入更大的政治旋涡，苏轼请求外任。于是，杭州、密州、徐州南北为官的政治迁徙，不断改变苏轼的人生，也让苏轼的政声政绩与美文佳诗播扬天下。

苏轼、苏辙于嘉祐二年进士及第，本来朝廷应该及时授予官职，但因为母亲程夫人突然病故，所以回家守孝三年。现在苏轼、苏辙守孝已满，回到京城，通过授职前的基本考试，两人均获得官职。苏轼被授予福昌县主簿，苏辙被授予渑池县主簿。

当然，苏轼、苏辙两兄弟对此并不满意。他们都放弃了，未能赴任。其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官职属于最低等级，更重要的是，现在有仁宗亲试的制科考试，虽然难度远比进士科大得多，但通过制科考试的人，其晋升的空间也更宽，潜力也更大。如上章所述，在欧阳修和杨畋的分别荐举下，嘉祐六年八月，苏轼、苏辙非常顺利地通过了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的考试。

通过制科考试的苏轼，很快就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大理评事，为中央审判机关大理寺的下属官，该机关的职责是审核刑狱案件。签书判官，属于州府幕僚，掌管文书，辅佐州官处理政务。这个职务属于八品，明显比此前的福昌县主簿要高一截。

苏轼这年才二十六岁，就被任命到关中重镇凤翔府为官，其青年得志的喜悦不言而喻。做了必要的行前准备之后，苏轼于十一月初，带着妻子王弗、儿子苏迈、乳娘任采莲，辞别父亲，踏上西去的路程。弟弟苏辙一路相送至郑州西门外。

经过一个多月的旅途劳顿，苏轼一家于十二月中旬抵达凤翔。凤翔知州宋选人很厚道，给苏轼一家安排了一座宅院。苏轼与妻子精心整治打理，又是凿池，又是栽花种树，小院风景顿时令人心旷神怡，苏轼有诗为证：

北池近所凿，中有汧水碧。临池饮美酒，尚可消永日。

短竹萧萧倚北墙，斩茅披棘见幽芳。使君尚许分池渌，邻舍何妨借树凉。亦有杏花充窈窕，更烦莺舌奏铿锵。身闲酒美谁来劝，坐看花光照水光。

苏轼对新鲜的环境、新生的事物，充满好奇。在凤翔，他有一组描写凤翔著名文物与风景的诗作，取名为《凤翔八观》。这八观即为石鼓、诅楚碑文、王维吴道子的绘画、天柱寺中唐人杨惠之所塑维摩像、东湖、真兴寺阁、李氏园、秦穆公墓。

其中所说的“石鼓”，是指唐代在宝鸡出土的十块鼓形石头，上面有用大篆凿刻的四言诗，每个鼓上一首，共十首，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这些文物现存故宫博物院。这些石鼓，在唐宋时期就引起人们的好奇，人们纷纷予以猜测，欧阳修《集古录》这样写道：“岐阳石鼓，初不见称于前世，至唐人始盛称之。而韦应物以为周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诗；韩退之直以为宣王之鼓。在今凤翔孔子庙中，鼓有十，先时散弃于野，郑余庆始置之于庙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传师求于民间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见者，四百六十五，磨灭不可识者过半。……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为信尔。至于字画，亦非史籀不能作也。”苏轼能在凤翔看到久闻大名的石鼓，当然很兴奋，欣然写下长诗，诉说他眼中的石鼓：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贯之柳。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莨莠。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上追轩颉相唯诺，下揖冰斯同。忆昔周宣歌《鸿雁》，当时籀史变蝌蚪。厌乱人方思圣贤，中兴天为生耆耇。东征徐虏阚虓虎，北伏犬戎随指嗾。象胥杂沓贡狼鹿，方召联翩赐圭卣。遂因鼓鼙思将帅，岂为考击烦蒙瞍。何人作颂比《崧高》？万古斯文齐岣嵝。勋劳至大不矜伐，文武未远犹忠厚。欲寻年岁无甲乙，岂有名字记谁某。自从周衰更七国，竟使秦人有九有。扫除诗书诵法律，投弃俎豆陈鞭杻。当年何人佐祖龙，上蔡公子牵黄狗。登山刻石颂功烈，后者无继前无偶。皆云皇帝巡四国，烹灭强暴救黔首。《六经》既已委灰尘，此鼓亦当遭击剖。传闻九鼎沦泗上，欲使万夫沉水取。暴君纵欲穷人力，神物义不污秦垢。是时石鼓何处避，无乃天公令鬼守。兴亡百变物自闲，富贵一朝名不朽。细思物理坐叹息，人生安得如汝寿？

该诗用六十句四百二十字的篇幅，详细地叙述了苏轼由眼前的千载文物石鼓而兴发的思古幽情。该诗从当下初仕即有幸目睹这一传闻已久、令无数文人想象其状的石鼓外形写起，追溯到石鼓已经漫漶不清的文字以及所历经的沧桑历史，进而感叹人世的短暂与无奈，睹物思古，颇有物是人非的叹惋。

在凤翔，苏轼先后在两任知州的手下工作。第一任是宋选。宋选在生活上对苏轼关照有加，在工作上对苏轼也特别照顾，积极支持苏轼的工作，善于倾听苏轼的建议，并放手让苏轼去实践。在凤翔期间，苏轼虽然初入仕途，但由于有强烈的为民情怀和责任担当，所以，尽管是官场新兵，且在凤翔时间并不长，却有几件事干得很漂亮，留名青史。

一是改“衙前之役”，减衙前之害。

“衙前之役”，是指替官府押送纲运，保管财物，有缺损要承担赔偿的一种差役。当时凤翔一带每年要运送终南山的竹木，经渭河入黄河，直抵京城。由于这条线路中黄河在今河南三门峡境内有一段“险境”，常常造成人货俱毁的损失，官府一些人为牟取不当之财，专门利用河水暴涨危险增大之时，让民夫走货，导致众多家庭悲剧。对此，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有这样的记载：“关中自元昊叛命，人贫役重，岐下岁以南山木筏自渭入河，经底柱之险，衙前以破产者相继也。”这里所说的“底柱之险”，就是三门峡黄河径流中的一座山形障碍物，耸立如柱，河水至此分为三股，每当涨水时节，这里如同鬼门关，船夫难逃厄运。苏轼通过认真的调查，找到了祸害之源，于是向宋选建言，请求修改制度。宋选采纳苏轼的意见，“自是衙前之害减半”：“公遍问老校，曰：‘木筏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涨，操筏者以时进止，可无重费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公即修衙规，使衙前得自择水工，筏行无虞。乃言于府，使得系籍。自是衙前之害减半。”

二是提出“以官榷与民”的主张，以“救一时之急，解朝夕之患”。

榷，即专卖。所谓“官榷”，即是朝廷对盐、茶、酒、矾等生活必需品实行官卖，目的是增加收入。但苏轼通过调查发现，凤翔一带经过元昊之变后，百姓困匮，而“凤翔、京兆，此两郡者，陕西之囊槖也。今使有变，则缘边被兵之郡，知战守而已。战而无食则北，守而无财则散。使战不北，守不散，其权固在此两郡也”。那如何藏富于民，如何让百姓在国家出现意外之患时能够挺身而出，共敌外患？在苏轼看来，就只有朝廷从政策上给予一定的调整。现在虽然朝廷对盐、茶、酒、矾等产品实行专卖可以增加一定的财政收入，但如果准许百姓经营，那也可以贡献相应的商业税。换言之，即便朝廷完全失去了这部分收入，那也总比“使民日益困穷而无告，异日无以待仓卒意外之患”要好得多。为此，苏轼上书宰相韩琦：“古人之所以大过人者，惟能于扰攘急迫之中，行宽大闲暇久长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测而大服也。朝廷自数十年以来，取之无术，用之无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贫。一旦有大故，则政出一切，不复有所择。此从来不革之过，今日之所宜深惩而永虑也。”

三是免除积欠，消灭囚禁之冤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