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仕凤翔（2）

苏轼上任凤翔时，当地不少人由于多种原因被官府囚禁。苏轼曾掌管积欠，面对小民的无辜与无力，甚为怜恤：“轼于府中，实掌理欠。自今岁麦熟以来，日与小民结为嫌恨，鞭笞锁系，与县官日得千百钱，固不敢惮也。彼实侵盗欺官，而不以时偿，虽日挞无愧。然其间有甚足悲者。或管押竹木，风水之所漂；或主持粮斛，岁久之所坏；或布帛恶弱，估剥以为亏官；或糟滓溃烂，纽计以为实欠；或未输之赃，责于当时主典之吏；或败折之课，均于保任干系之家。官吏上下，举知其非辜，而哀其不幸，迫于条宪，势不得释，朝廷亦深知其无告也，是以每赦必及焉。凡今之所追呼鞭挞日夜不得休息者，皆更数赦，远者六七赦矣。问其所以不得释之状，则皆曰：吾无钱以与三司之曹吏。以为不信，而考诸旧籍，则有事同而先释者矣。曰：此有钱者也。嗟夫，天下之人以为言出而莫敢逆者，莫若天子之诏书也。今诏书且已许之，而三司之曹吏独不许，是犹可忍邪？”这段话的核心意思就是，对那些确有冤屈应该释放而因为没有钱，无端被三司在各县的曹官继续扣押在监的小民，深表同情。在苏轼看来，天下人认为言出不敢违逆的莫过于天子的诏书。现在天子的诏书都已宣布释放的人，在凤翔这里却有人敢拒不执行，这样的事情还能继续忍耐下去吗？苏轼认为官民之间的矛盾宜解不宜积。在他的组织下，官府对涉事者进行了认真的核对，此事共涉及“二百二十五人，钱七万四百五十九千，粟米三千八百三十斛。其余炭铁器用材木冗杂之物甚众，皆经监司选吏详定，灼然可放者”。于是，他向当时任三司使的蔡襄提出：“自今苟无所隐欺者，一切除免，不问其他。以此知今之所奏者，皆可放无疑也。伏惟明公独断而力行之，使此二百二十五家皆得归安其藜糗，养其老幼，日晏而起，吏不至门，以歌咏明公之德，亦使赦书不为空言而无信者。”苏轼秉公执法，大胆铲除当地官场的痼疾，赢得百姓和有良知的官员的拥戴，被呼为“苏贤良”。

在农耕时代，靠天吃饭是非常形象的比喻。就在苏轼到凤翔任职的第二年的春天，凤翔出现大旱。年轻的苏轼忧农夫之忧，他在诗中写道：

中间罹旱暵，欲学唤雨鸠。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渭水涸无泥，菑堰旋插修。对之食不饱，余事更遑求。

面对“旱暵”，忧心忡忡的苏轼希望自己变成“唤雨鸠”。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苏轼向当地的父老请教境内哪里可以祷告祈雨，父老告诉他说太白山“至灵，自昔有祷无不应”。于是，苏轼“即告太守，遣使祷之……且以瓶取水归郡。水未至，风雾相缠，旗幡飞舞，仿佛若有所见，遂大雨三日”。当时苏轼正在整治馆舍，“为亭于堂之北，而凿池其南，引流种树，以为休息之所”。面对久旱喜雨，“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抃于野，忧者以乐，病者以愈”，恰巧正在建设的这座亭子刚好完工。苏轼邀约二三客聚于新亭，索性将其亭命名为“喜雨亭”，有《喜雨亭记》为记：

于是举酒于亭上以属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益滋炽，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繄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由这段记文可以看出苏轼真挚朴实的为民情怀。在科学无法解释久旱久雨的那个年代，作为一名地方小官，苏轼的忧与乐，体现了他的良心、良知与良善。

嘉祐八年正月，陈希亮接替宋选出任凤翔知州。陈希亮，眉州青神县人，性格刚直，不苟言笑，“为人清劲寡欲，长不逾中人，面瘦黑，目光如冰，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贵人，皆严惮之。见义勇发，不计祸福，必极其志而后已。所至奸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诛，然实出于仁恕，故严而不残”。对于苏轼这样的年轻有为的官场新兵，陈希亮要求严苛，而苏轼也因为血气方刚，常常与之争执。苏轼因为通过了制科考试，加之初到凤翔，为民请命，雷厉风行，颇得民声，于是同僚们都呼他为“苏贤良”。陈希亮听到后，大声怒斥道：“府判官，何贤良也！”并责令“杖其吏”。

陈希亮曾在凤翔筑凌虚台邀苏轼作记。苏轼作为下属，不能拒绝。于是，苏轼借物以讽，写道：“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槖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这篇文章，借陈希亮所筑凌虚台，兴发“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的历史慨叹，也蕴含着对陈希亮咄咄逼人的霸道作风的嘲讽。

当然，后来苏轼发现这位盛气凌人的官长并无恶意，遂对他有了好感。所以多年后，苏轼在为陈希亮所写的传记中这样自我检讨：“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从苏轼所写的诗中，可以读出苏轼对这位长者的态度已有较大改变：

才高多感激，道直无往还。不如此台上，举酒邀青山。青山虽云远，似亦识公颜。崩腾赴幽赏，披豁露天悭。落日衔翠壁，暮云点烟鬟。浩歌清兴发，放意末礼删。是时岁云暮，微雪洒袍斑。吏退迹如扫，宾来勇跻攀。台前飞雁过，台上雕弓弯。联翩向空坠，一笑惊尘寰。

通篇写景状物，咏公赞公之意溢于言表。的确，陈希亮虽然严肃谨慎，但其幼子陈慥却与苏轼十分投缘。每当苏轼处理完公事之后，陈慥常常邀约苏轼外出游猎，两人的关系甚笃，直到苏轼贬谪黄州，还往来频繁，相互唱和酬赠。苏轼在《岐亭五首并叙》中说“余在黄四年，三往见季常，而季常七来见余，盖相从百余日也”，由此可见两人之间的友谊。

在凤翔，苏轼还结识了另外一位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难以抹去的痛苦的人物，这就是章惇。

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他与苏轼为同年进士。当时章惇任商州令，他曾与苏轼一同作永兴军的进士考官，同榜友相见，两人洽谈甚欢。后来他们一同游终南山，曾慥的《高斋漫录》记载了苏轼与章惇的这段往事：

苏子瞻任凤翔府节度判官，章子厚为商州令，同试永兴军进士。刘原父为帅，皆以国士遇之。二人相得欢甚。同游南山诸寺，寺有山魈为祟，客不敢宿。子厚宿，山魈不敢出。抵仙游潭，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子瞻不敢过。子厚平步以过，用索系树蹑之上下，神色不动，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上，曰“章惇苏轼来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杀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

从这段文字可知，青年时期的苏轼与章惇，关系是不错的。后来苏轼因为“乌台诗案”下狱，章惇还参与营救，所以，苏轼在黄州写给章惇的信中，有“轼所以得罪，其过恶未易以一二数也。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复甚苦，而轼强狠自用，不以为然”之句。但后来两人因为政见不同，遂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