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开始楚人的威胁和争霸的（二）

四

公元前678年，楚文王借口郑厉公复位时“缓告于楚”（通报楚国太晚），起兵伐郑，直抵栎地。这是以后两个世纪中楚国几十次攻打郑国的开始。

这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此以前，楚国虽然攻灭、臣服了许多国家，但那些大多是地位并不重要的小国，但是郑国就不同了。

郑国是王室至亲，周厉王幼子友之后。在春秋初年，郑国非常活跃，如前所述，一度与王室争雄，成为左右中原政局最强大的国家，后人在总结春秋争霸历史的时候，称郑庄公为“小霸”。一段时间之内，齐国也不得不对郑国礼让三分。这个历史悠久的老牌强国，如今居然受到楚国的欺凌，不能不让中原国家有唇亡齿寒之感。

楚成王即位之后，伐郑的势头越来越猛。楚成王是一代雄主。他是春秋时代著名美女息夫人的儿子。原来公元前684年，楚文王为了得到美女息夫人而出兵灭了原来的盟友息国，息夫人后来为楚文王生下了儿子熊艰和熊恽。楚文王去世后，熊恽杀死兄长熊艰，夺得国君之位，成为楚成王。楚成王六年，楚国派大将子元伐郑，失败而返。楚成王十三年至十五年（前659年至前657年），楚国连续三年攻打郑国，郑国招架不住，岌岌可危。

楚成王十六年春，为遏制楚国北进，齐桓公亲率齐、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军队，南下攻打楚国。诸侯联军顿兵于楚国方城之外，发来战书。

如果说楚成王毫无畏惧，无疑不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势。楚国虽然表现出强烈的上升势头，但它面对的是以一敌八的阵势。不过，楚成王表现出了足够的镇定。据《左传·僖公四年》记载，他派出使者，对齐桓公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也就是说，楚国与齐国相距遥远，从来没有发生过联系，没想到今天您亲率大军来到我国边境。这句风趣的话传神地表现了楚人在危机面前的机智和从容。“风马牛不相及”这个成语从此流传下来。

齐国首相管仲代表齐桓公的回答，说明了此次军事行动“尊王攘夷”的主旨：“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供），无以缩酒，寡人是征。”就是说，楚国已经很多年没有按周礼的要求向周王室进贡，这是严重挑战中原文明秩序的行为，必须加以讨伐。

齐国的战争借口，在今天看来，似乎没有抓住重点。然而，在春秋时代，这却是最为光明正大的理由。虽然进入春秋之后，周礼已经遭到破坏，但它仍是各国公认的准则。这一时期许多诸侯国面对复杂的政治局面，仍坚持以“礼”行事，把“礼”作为治国、外交的手段。“礼”的维护等级制度、维持社会秩序的本质特点使它在治理国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春秋时代战争的特点是，至少在表面上，一切都围绕着礼制秩序，也就是说必须“师出有名”。战争的目的，至少在表面上，是使对方承认错误，遵守周礼。对方一旦承认违背了周礼，表示悔过，战争则可能因此避免。

面对气势汹汹的诸侯联军，刚刚强盛起来的楚国也不免感到恐惧。经过思考，楚成王派使者给齐桓公发出了这样的答复：“贡之不入，寡人之罪也。”

楚成王明智地认识到，楚国现在还不具备与联军作战的实力。因此，他只能承认是自己违背了周礼，并承诺以后按时进贡。

一场迫在眉睫的空前大战因为这句话而得以避免。齐桓公决定见好就收，双方在召陵举行会盟，楚国承认了不向周天子进贡“苞茅”的过错，表示愿意承担服从王室的义务，算是多少作了让步，给了齐桓公面子。齐桓公在得到楚国的承诺后引兵而回。

黄朴民分析说，齐桓公作为霸主，成功的原因是做事“中庸”节制，凡事把握分寸。召陵之盟就充分体现了他通过妥协的方式，实现有限战略利益的稳重政治风格。联军实力虽强，但楚国并非一般的小国，真的贸然发动战争，联军并没有取胜的绝对把握。他一方面出面组织起一支多国部队，给楚国施加巨大压力，迫使对手作出一定的让步。另一方面，他又不追求将对方赶尽杀绝，让对方走投无路，在达到阻遏楚国北进势头的有限战略目的后，适时终止行动。

无论如何，通过召陵之盟，楚国北上的势头受到扼制。此后，楚国一度将其扩张野心向东转移至淮河流域，而不再北上。召陵之盟被认为是齐桓公的巨大成功，也标志着他的“攘夷”功业达到了顶点。周王对齐国的阻楚之功十分感激，派人给他送了祭肉、弓箭和马车。

五

可以说，“争霸”运动的初期，实质是一场周文明的自救运动。在中原政治需要霸主的时代，齐桓公捷足先登，当上了中原诸国的第一位共主。他以维护周礼为号召，组织多国军队对“破坏国际秩序”的国家进行征讨。

从齐桓公的“争霸”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在春秋前期，“霸主”地位主要是一种荣誉，而不是获得实利的资本。战争的目的，是使各国遵守“国际秩序”，而不是灭掉其他国家。

齐桓公回到中原后，于公元前651年夏，又举行了著名的“葵丘会盟”，与各诸侯国签订了维护“周礼”的盟约。《孟子·告子下》记载了齐桓公葵丘会盟盟辞的“五禁”条款：一是诛杀不孝之人，勿改变已确立的太子，不要以妾为妻；二是尊重贤能之人，培育人才，要大力表彰那些有德行的人；三是尊重老人，爱护孩童，不忘来宾和旅客；四是士不能世世为官，官吏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去办，不要独揽，取士一定要得到能人，不专杀大夫；五是不要故意设堤坝，不要阻止别国人来籴粮食，也不能不报告天子就封国封邑。可见，维护周代政治文明始终是齐桓公称霸要达到的首要目标。

齐国的霸权可以称为一种理想主义霸权。它把国家的硬权力和软权力（仁义）结合起来，形成了春秋早期的“单极稳定状态”。齐桓公经常综合使用军事威慑和政治外交谋略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用“轻其币而重其礼”（《国语·齐语》）的外交手段控制诸侯，把对手束缚在周礼的框架之内。与楚国的召陵之盟是其中典型的一次。事实上，齐桓公调解各国间的关系，更主要的是会盟而不是战争。齐桓公在位四十三年，纠合诸侯凡二十六次，其中事关天下全局的就有九次，因此才有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说。

叶自成说，齐国的例子说明，如果一个“仁义”的大国独霸，通过自我限制地使用实力，可以为国际社会提供公益，确保整个国际社会处于和平和正常的秩序之中。在齐桓公当政期间，中原国家有力地抵御了外族的入侵，而内部20多年没怎么发生大的战争，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生命损失。正因此，孔子极力赞美齐桓公的丰功伟绩，认为齐桓公“存亡国，继绝世”，可谓功高盖世。他还说，管仲是中原文明得以延续的大功臣：“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要是没有管仲，我就得披着头发、衣襟左开，沦为夷狄了。）（《论语·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