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宋襄公主义
一
公元前643年，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去世了。强人时代，总是人亡政息。一代霸主去世之后，齐国诸公子争立，齐国大乱。齐国权臣立了一位没有继承资格的公子为君，太子昭逃往宋国。
诸侯失去共主，谁来充当新的诸侯领袖呢？
宋国君主挺身而出。宋国在周代诸侯国中地位非常特殊，它不是周王的兄弟之国，也不是亲戚之国，更不是功臣之国。它是由被周朝推翻的商朝的后代所建立的。
周朝封商代贵族微子于宋，并且被封为公爵，而齐鲁等周朝功臣和至亲的爵位仅为侯爵。周王特准宋国用天子礼乐奉商朝宗祀，与周为客。所以宋国地位特殊，被周天子尊为“三恪”之一。宋国面积也比较大，约有10万平方千米，域内皆中原膏腴之地。因此宋国“国大爵尊”，既是一个文明传统深厚的古国，又有一定实力。
更关键的是，宋襄公是一位对中原文明极具责任感的贵族。宋襄公终生以维护礼乐文明为使命，以“仁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针。他急公好义，齐国太子昭出奔之后，宋国率领曹、卫、邾等国军队平定了齐国之乱，太子昭在宋襄公的帮助下被立为国君，安定了中原秩序。
宋国此举获得了各国的赞赏。春秋早期，诸侯争霸的第一个条件是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获得其他诸侯的衷心拥护。宋襄公感觉自己站出来领导各国的时候到了。
为了获得各诸侯国承认，公元前639年，宋襄公派人与当时最有实力的国君楚成王商议会盟之事，相约宋襄公将以盟主身份与楚成王以及陈国、蔡国、郑国、许国、曹国之君在盂会盟。
楚成王是一位见惯了国际政治风云的雄主，他一生南征北战，南抚扬越，北收弦、黄，东征徐夷，当然也在召陵之盟中向齐桓公低过头。齐桓公去世后，在位已经30多年的楚成王就成了各国当中最具实力和经验的国君。宋襄公不自量力想组织盟会，还以上国姿态传召楚国参加之举，令楚成王非常恼怒。楚成王表面答应了宋襄公，心里却另有打算。他不动声色地对臣下说：“召我，我将好往袭辱之。”（《史记·楚世家》）
这年秋天，宋襄公兴致勃勃地按约定到盂地举行盟会。当时诸侯会盟有两种方式：一是为了自卫带领兵车前往，称为“兵车之会”；另一种是为了表示互信，不带兵车，称为“衣裳之会”。
在盟会之前，宋襄公的哥哥目夷曾向宋襄公建议，一定要带兵车前往，因为楚国是蛮夷之国，必须保持适当的警惕：“楚，蛮夷也，其心不测。”“楚强而无义，请以兵车往。”然而宋襄公不听目夷的劝告，执意不带兵马。结果楚国在盂地设下伏兵，将宋襄公擒获，然后大举进攻宋都。不过由于宋军顽强死守，宋都数月未下，后来在鲁僖公的调停下双方停战，楚成王才将宋襄公释放回国。
二
宋襄公回国后，不甘心盂地之辱，也没有放弃争霸的雄心。公元前638年，宋国联合卫、许、滕等国，进攻郑国，楚国为救郑国而攻宋国。双方在泓水（已湮，故道在今河南省柘城县西北）展开了一场大战。这场大战，因为宋襄公那个“仁义”的标签而广为人知。
《史记·宋微子世家》对这次战争的经过与结局记载如下：
冬十一月，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于厄，不鼓不成列。”
也就是说，在这场战争中，宋国军队列好了阵，楚国军队渡过泓水来交战。宋襄公的哥哥目夷对宋襄公说：“楚军比我军人数多，我们应该趁他们正在渡河时马上发起进攻，那样楚军必败。”
宋襄公却回答说：“不行，要等他们排好队形。”结果是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并且排好队列后双方才开战。宋军因寡不敌众，落得大败，宋襄公也受了伤，第二年悲惨地死去。宋人埋怨宋襄公，宋襄公却说，他遵守的是周礼中的战争规则。即敌人处于险地，不能乘人之危；敌军没有做好准备，不能突施偷袭。
这一戏剧性的故事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桥段之一。这个故事被选进了中学课本，宋襄公也因此成了世人皆知的著名历史人物。
用今人的眼光来看，这位宋襄公确实愚蠢呆板得可以。但是如果我们对宋襄公所处的时代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他的选择其实是由当时的环境和宋国的文化传统决定的。
春秋时代的上层社会中，“礼”如同空气一样无所不在。甚至在战场上，人们也需要遵守战争礼。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
春秋时以车战为主，因此必须选择好一处平坦开阔的地点，双方约好时间，大致同时抵达，等列好队伍之后，鸣起战鼓，驱车冲向对方。这就是所谓的“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
这种战争，更像体育比赛，要遵守一定的秩序。《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记载的宋国公子城与华豹之战十分典型。双方的战车在赭丘相遇，华豹张弓搭箭，向公子城射来，结果却偏离目标。华豹动作敏捷，又一次搭箭上弦。公子城一见，对他不屑地大喊：“不狎，鄙！”意思是战争的规则是双方一人一箭，你射了我一箭，现在应该我射你一箭了。你不守规则，太卑鄙了！华豹闻言，放下弓，老老实实地等公子城搭弓。结果是公子城一箭射死了华豹。史书并没有嘲笑华豹愚蠢，相反却肯定了他以生命维护武士的尊严。
在今人看来，这些老祖宗在战场上的表现似乎太迂阔了，其实不然。因为春秋以前的作战方式和战争理念都与后世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时期的军队都是以贵族为主体，战士人数不多，几百辆战车而已，每次战争一般不超过一天。因此那个时候的战争更像是一次大规模的绅士间的决斗。贵族们在战争中比的是勇气和实力，偷袭、欺诈、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正如徐杰令所说：“春秋战争礼最大的特点，在于讲究承诺，遵守信义，不以阴谋狡诈取胜。”宋襄公所说的“不鼓不成列”和《淮南子》所说的“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正是那个时代普遍的战争规范。
三
由于中国的贵族传统中断太久，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很难理解先秦时代祖先们的内心世界。好在大量的西方文学、影视使我们对欧洲的贵族多少有一些了解。也许通过援引一些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我们更容易理解自己的祖先，因为贵族社会的一些精神原则是一脉相通的。如果我们感觉宋襄公时代的“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过于古奥，那么，打这么个比方，也许就容易明白了：春秋时代的战争规则，其实就是中世纪欧洲的“骑士精神”。
欧洲骑士的行为准则是：不伤害俘虏，不攻击未披挂整齐的骑士，不攻击非战斗人员，如妇女、儿童、商人、农民、教士等。
欧洲骑士间的战争和春秋时代的贵族战争一样，也是要摆好阵势之后，堂堂正正地对攻。搞突然袭击，对真正的骑士来说，是一种可鄙的行为。骑士精神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畏强者，作战勇敢，不得贪生怕死；另一方面则是同情弱者，对失败者宽洪大量。当一名骑士俘虏了另一名骑士后，必须将俘虏待如上宾。英法战争期间，在克雷西及普瓦捷被俘的法国骑士，在英国人的军营中经常受邀与胜利者英国人一起盛饮娱乐，活得安然舒适，直到被赎回。
这岂不正是我们嘲笑了几千年的“宋襄公精神”？可惜的是，今天相当多的中国人崇拜骑士精神，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它就是“宋襄公精神”的欧洲版。
作为殷朝贵族后代，从小受到严格贵族教育的宋襄公，讲究贵族风度是他根深蒂固、深入骨髓的观念。在战争中，他既要取胜，也要赢得“漂亮”、赢得“合理”、赢得“高贵”。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风度大于胜败。那些今天看起来迂腐的礼仪其实不仅仅是仪式和礼节，更是一个阶级不可更改的文化信念。
其实有很多史书肯定了宋襄公的做法。比如《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对此事的评价是：“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意思是即使周文王遇到这种情况，也不会比宋襄公做得更好。司马迁在《史记·宋微子世家》中也说：“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就是说宋襄公虽然失败了，但是很多君子认为他值得赞扬，他们感叹在礼义缺失之时，宋襄公却依然秉持礼让精神。
到宋代苏轼的《宋襄公论》，中国人才开始以成败论英雄。苏轼以反传统的姿态指出，不论如何，兵败于楚，就是宋襄公的罪过：“至于败绩，宋公之罪，盖可见矣。”
不过，泓水之战宋襄公的失利，确实标志着以优雅为首要追求的周礼文化向以效率为主要目标的竞争文化的转变。诚如《淮南子》所说的“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鉴于宋襄公的悲惨结局，在以后的战争中，背信弃义、偷袭等行为开始萌芽。宋襄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坚持周礼，对历史的影响却是如此深远。
四
《荀子·王霸》认为“信立而霸”，东汉赵岐把五霸视为“秉直道以率诸侯”。然而宋襄公争霸的失败，说明争霸仅有道德优势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强大的实力。
了解一点春秋史的人都应该知道一个词：春秋五霸。不过这五霸到底是谁，其实历史上没有定论，历代史书至少有六种说法。
《史记索隐》的说法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而《荀子·王霸》的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辞通》认为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郑庄公。《白虎通·号篇》说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汉书注·诸侯王表》说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吴王夫差。《四子讲德论》说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越王勾践。
那么我们不妨来统计一下，得票最多的是齐桓公和晋文公，全票。接下来并列第二名是楚庄王和秦穆公，五票。吴王阖闾、夫差父子三票，越王勾践两票，宋襄公两票，郑庄公一票。
事实上，郑庄公被公认为是霸主时代到来前的“小霸”，算不上正式的“五霸”之一。而宋襄公试图称霸因泓水之战未果的事也众所周知，“图霸未成”。所以五霸应该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吴王阖闾。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五个称霸之国，齐、晋、楚、秦、吴，有什么共同点呢？
共同点很明显，那就是它们都不是完全的中原诸侯国，而是华夏文化和边缘文化融合的国家。
齐国是中原文化和东夷文化的融合体。太公初封于齐，“东濒于海”。那时候，齐地还没有中原化，完全是所谓“蛮夷”的地盘。历史学者说，齐地“处于东夷土著活动范围”（吴庆：《先秦时期齐地古国考论——兼及齐文化之形成》）。山东今天虽然是孔孟文明之乡，但是在春秋时代，泰山东南仍然是“东夷”的势力范围。
东夷中的主要一支莱夷崇鸟，以鹰（亦名爽鸠、鶆[lái]鸠）为图腾。史书所载，姜太公刚刚到山东，当地强悍好战的东夷莱侯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东就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史记·齐太公世家》）这种争营丘之战发生了不止一次。
面对东夷的严峻挑战，姜太公顺应时势地制定并实行了“因其俗，简其礼”的统治政策，就是尊重当地居民东夷人的传统文化、生活习惯，大体简化而遵行，而没有以征服民族自居，强制革除当地原有的文化传统。因此新建立的齐国与当地夷人之间的关系不久就稳定下来，没有产生大的民族矛盾。
这种文化的吸收和融合在文物中也有所体现。考古显示，齐文化的陶器风格与典型的周文化不同。周器大多呈方形或扁方形，显得矮胖、稳重；而日常生活中偏爱高器物是东夷文化的传统特征之一，所以齐器细高、苗条。齐器的这种风格特征反映了东夷文化的传统仍在延续。齐器中有一定数量的褐陶，这是东夷传统文化的一种反映。从墓葬形制方面看，齐墓的带墓道和腰坑的特点是东夷传统文化的反映。齐墓中普遍流行的腰坑内几乎全都有一条狗随葬，而用狗作为牺牲正是东夷文化的传统，至少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即已出现。（靳桂云：《齐国“因其俗，简其礼”政策的考古学观察》）东夷是善射善战的民族，齐文化中的尚武之风，齐人的勇猛善战，也与传统东夷文化密切相关。（吴庆：《先秦时期齐地古国考论——兼及齐文化之形成》）
宋国一直是一个中原国家，它身上背负着沉重的文明包袱——守旧、文雅、重德轻武，没有草原民族的好战血液。更重要的是，春秋战国的强国都有一个特点，面向中原，背靠边缘，向边缘地区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而宋国立国之初，就在周天子的脚下，周围大小国还有十余个，这进一步限制了宋国的发展。宋国作为一个只有二流实力的小国，争霸未果，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