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晋文公为什么退避三舍（一）

一

几乎与楚国的扩张同时，北方的晋国也日益壮大。

晋国的开国之君是唐叔虞，他是周武王姬发之子、周成王之弟，当然是正牌的华夏贵胄。晋国的情形和齐国类似，即身处“夷夏”之间，不过是“蛮夷性”有过之而无不及。

晋国南部是中原文化诞生地之一。史书记载，夏以前的尧舜禹活动中心都在晋南一带。但晋国的北部和西北部是山谷高原，历来为戎狄所居，周围的戎狄有犬戎、白狄、赤狄、北戎、西戎和狐氏之戎等。所以晋地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错综居住之地，民族关系异常复杂。《左传·昭公十五年》说：“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

唐叔虞就封之初，也许会嫌自己的封国位置过于偏远，然而事实证明，晋国的地理环境具有极大的优势。第一，相比那些身在中原腹地、彼此拥挤的诸侯国家，晋国向北、向西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第二，晋国边疆的少数民族都是游牧部落，悍勇异常，晋人可以向他们学习战争技术。

因此晋国历史上，华夏民族与戎狄民族之间，有过频繁激烈的征战讨伐，也有过和睦友好的往来。经过晋人几百年的经营，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逐步融为一体，戎狄部落学会了农耕和定居，晋人则掌握了畜牧业、骑马和制作刀具的技术。晋人从戎狄身上沾染并保持了勇武精神，又在边疆开发中获得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因此成为北方数一数二的强国。

二

当然，与天时、地利相比，更重要的是人和。只有出现杰出领袖，一个国家才有争霸的可能。齐桓公去世后7年，晋文公重耳登上了国君的宝座。

1994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收入了一套子犯和钟。这组编钟全套有大小12件，其中8件为成套编钟，最大者通高71.2厘米，重44.5千克，铸铭22字；最小者通高28.1厘米，重5.4千克，铸铭12字。据传为1992年山西闻喜附近某墓葬出土。中央钲部共铸有铭文132字，铭文如下：

唯王五月初吉丁未，子犯佑晋公左右来复其邦。诸楚荆不圣（听）令（命）于王所，子犯及晋公率西之六师博（搏）伐楚荆，孔休，大上楚荆，丧厥师，灭厥禹（渠）。子犯佑晋公左右，燮诸侯，俾朝王，克奠王位。王易（赐）子犯辂车、四马、衣、裳、带、巿（韨）、冠。诸侯羞元金于子犯之所，用为和钟九堵，孔淑且硕，乃和且鸣，用燕用宁，用享用孝，用祈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乐。

铭文大意是说，在五月初吉丁未这一天，子犯辅佐晋文公恢复其邦国。由于楚国不听从王命，所以子犯和晋文公率西六师讨伐楚国，取得重大胜利。由于子犯的重大功绩，王赐给子犯辂车、四马、衣、裳、带、巿、冠等，诸侯也赠送给子犯一些铜料，子犯就铸造了这套钟，用于生活与祭祀，子子孙孙以之为宝，永远持用。

这短短100多字的铭文，记载了春秋历史上的几件大事：晋文公重耳返回晋国即位，晋楚两国的城濮之战，以及践土之盟。

和钟的主人名叫狐偃，字子犯。他是晋文公重耳的舅父，也是晋国边地大戎族的人。晋文公的舅父为什么是戎族呢？因为“重耳母，翟（狄）之狐氏女也”。重耳本来是晋献公的庶子，他本人就是华夏与戎狄混血的结果。他的母亲狐姬出身大戎族。《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晋献公……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马长寿认为“大戎与重耳所奔之狄皆为白狄”（姚磊：《先秦戎族研究》）。因此，重耳身上有一半是戎族的血液。

按“立嫡不立长”的原则，他原本与晋国大位没什么关系。不料晋献公末年爆发了骊姬之乱，给了重耳多年之后成为国君的机会。晋献公的妃子，出身于骊戎的骊姬，想让自己的儿子成为嗣君，迫令太子申生自尽，舅父狐偃等人劝重耳外逃，从此晋国高层政治陷入了混乱。重耳曾辗转流亡到狄国、卫国、齐国、曹国、宋国、郑国、楚国、秦国等国。

子犯和钟铭文的开头说，“唯王五月初吉丁未，子犯佑晋公左右来复其邦”，这是指在外漂泊流浪整整19年之后，重耳终于在秦国的武力支持下，在狐偃等臣子的陪伴下，回国登上了国君的宝座。

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重耳本来资质出众，漫长的流亡生涯，不光让他经历了辛酸和冷眼，也磨炼了性格，锻炼了才能，让他充分了解了各国政治得失，成为一个深沉有大略的成熟政治家。

即位后，他任贤使能，起用狐偃、先轸、赵衰等在他流亡期间始终跟随着他的忠心耿耿的能臣，他们在经国治军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他们的帮助下，晋文公重耳对晋国进行了一场政治体制改革。晋国公族贵族势力强大，各个公族纷纷支持各自所认为的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公子，争夺最高权力的位置，导致政治一塌糊涂。晋文公曾在楚国逗留数年，参考楚国的官僚制度，在任命官员时开始部分采取雇佣任命制，而不是完全依靠血缘关系。

晋文公还长于自我节制，崇俭省用，“衣不重帛，食不兼肉”，改变了晋国贵族奢靡无度的风气。他“通商宽农”，承认民众土地的私有化。另外，他还降低税收，积极争取邻商入晋，很快使得晋国“政平民阜，财用不匮”，为争霸中原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接下来，晋文公又大力扩充军队，他将全国兵力增扩为上、中、下三军，大大增加了军队的数量，经常举行大规模的实战演习，训练出一支足以与楚军相抗衡的强大军队。

三

即位不久，晋文公就展开了自己的霸业布局。

作为一个胸怀大志、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晋文公知道，要争霸，首先要高举“尊王”的大旗，占据政治上、道德上的制高点。

公元前636年，周王室发生内乱，因没有能当上周王而心怀不满的王子带联合狄人的军队进攻成周（西周王朝的京师洛邑），周襄王仓皇出逃到郑国。

此时晋文公虽然刚刚即位，基业未稳，但是他没有放过这个机会，迅速决策，出动军队去支援周襄王。不久狄人被击退，王子带也为周襄王所擒杀，周室内部动乱得以平息。

周襄王对晋文公的力挽狂澜之功自然感激不尽。晋文公发兵“勤王”之举，更为他接过“尊王攘夷”的大旗，成为抗楚阵线的中流砥柱，奠定了道德基础。从此之后，很多国家开始聚集到晋国周围，一起谋划对抗楚国。

四

晋国强大之后，宋国耻于追随蛮夷之国，于是背叛楚国，归附晋国。

楚国自然不能善罢甘休。公元前633年，楚成王派令尹子玉率兵攻打宋国，宋国向晋文公求救。

当接到宋国的求救时，晋人立即意识到了这场战争的性质和意义。

先轸曰：“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意思是，如果要成为霸主，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不过，面对强大的楚国，晋文公一度颇为犹豫，因为几年前泓水之战中，宋国惨败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后来，狐偃也力劝晋文公出战。他说：“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意思是说，当然要打这一仗。如果战胜了，诸侯们必定拥戴晋国成为霸主。就算打败了也没关系，大不了退回晋国；晋国和宋国不同，外有黄河，内有大山，进可攻退可守，军事上不会有大的危险。

于是晋文公决定亲自率领大兵出发，南下救宋。次年，楚晋之间展开了一场对历史影响深远的大战：城濮之战。

在详细描述战争进程之前，我们首先看看双方的兵力配置。据《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所载，晋方出动的兵力为战车700乘，按照杜预的注解，晋国战车与兵士之比约为1∶75,700乘战车就相当于5.25万人。楚军的战车数目记载不如晋军那样精确，后人推算可达到八九百乘，楚军战车和士兵的比例约为1∶100，子玉的军队当在8万人以上。楚军有很大的数量优势。

然而，数量的优势并不代表一切。晋国毕竟是老牌发达国家，其文明程度高于楚国，谋略水平是“蛮夷”楚国所不能比的。更何况楚国的主将是大臣，而晋国的主帅却是国君。晋文公对这场战争特别重视，他深知自己争霸大业能不能成功，在此一战。

不过，面对楚军咄咄逼人的攻势，晋军一开始先是后撤，向北撤了约90里地。这就是著名的成语“退避三舍”的由来。

原来，当初在接待重耳的宴席上，楚成王曾直言不讳地问他：公子倘若回国即位，拿什么来报答寡人呢？

重耳开始顾左右而言他，后来实在被追问得没法了，才说：“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会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鞬，以与君周旋。”（《国语·晋语》）意思是说：“倘若托您的福，有朝一日真能返国执政的话，那么当贵我两国交兵的时候，我军当退避三舍；如果这样都还听不到您退兵的命令，那我只能左挽强弓，右挈箭囊，陪您上场走几招了。”我们可以理解为，如果重耳成为国君，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可以向楚成王让步，但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上肯定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不可能因为此时受到楚成王的保护，将来就受他的控制。

这就是当年重耳许给楚王的报答，即所谓“退避三舍”。当时楚成王并没有因此对重耳衔恨，相反对他的坦率欣赏有加。所以，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之初，首先后退，来兑现对楚成王的承诺。当然，这一举动在晋军内部也引起了争议。

军吏曰：“何故退？”狐偃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报也。背惠食言，以亢其仇，我曲楚直。其众素饱，不可谓老。我退而楚还，我将何求？若其不还，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狐偃对军官和士兵们解释说，重耳在流亡中受到过楚国的善待，并且对楚王有此承诺，只有“退避三舍”，晋军才能在道义上没有瑕疵。按照春秋时的礼节，如果晋文公践诺和忍让之后，楚国将领仍然进军，那是楚国以臣犯君的无礼——“君退臣犯，曲在彼矣”。

事实上，楚君当初如此厚待落魄中的重耳，晋人退90里就能让晋楚两国从此在道义上两不相欠，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晋国人认为，他们兴兵与原来的恩人楚成王兵戎相见之所以能理直气壮，是因为另一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晋国代表了王道和正义，而楚国代表了野蛮和叛逆。

子犯和钟上的铭文在记录这一场决定许多国家命运的空前大战时说：“诸楚荆不圣（听）令（命）于王所，子犯及晋公率西之六师博（搏）伐楚荆，孔休。”

诸楚荆不听命于王所，指的是楚国及楚国的附属国不听周王之命。具体是如何违反王命呢？事例太多了，比如自立为王，比如吞并江汉诸姬，比如命周之同姓如鲁、蔡等国朝楚。因此在战前，晋国将军栾枝也力劝晋文公说：“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战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楚国消灭了与晋国拥有共同祖先、共同文明的汉水流域的姬姓诸侯国，因此抵御楚国也就具有了捍卫中原文明的意义，这是天下之大义，不是晋文公的个人恩怨问题。

当然，晋文公退避三舍，也不仅仅是为了表现贵族气度。晋文公不是宋襄公，老谋深算的晋文公作出这样的选择，更重要的目的是缩短己方的补给线，同时又诱敌深入，令敌军疲乏。

三天后，双方在卫国的城濮地区摆好阵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