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晋楚双霸下的弭兵大会

一

楚庄王二十三年，楚庄王突然病重，他已经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招重臣子重等人至病榻之前，命他们尽心辅佐太子。数日之后，楚庄王与世长辞，年仅十来岁的太子审登基成为楚共王。

春秋时代，一代霸主去世，往往意味着国家实力的下滑。楚共王虽然心胸宽厚，为人仁慈，但是能力才干不及其父。

不过，楚国的霸业并没有像齐国那样，随着一代雄主的去世而昙花一现。楚庄王去世后不久，公元前589年，在泰山脚下，楚国仍然以盟主身份举行了一次盛大的会盟。历史上称这场盟会为“蜀之盟”。这里的蜀是指今天山东泰安西部的一个地方。

原来晋国乘楚庄王去世国内动荡之机，于公元前589年出动大军讨伐齐国，在鞍大败齐国。齐顷公不得不与晋国结盟。为了维护霸主荣誉，楚共王出兵北上，大举讨伐晋国的盟国鲁国和卫国。鲁、卫不敌，只好向楚求和。是年十一月，楚国邀集各国盟会。这次会盟的国家多达14个，除了宋、陈、卫、郑、鲁、蔡、许、曹、邾、薛等中原国家外，更引人注目的还有齐国和秦国这两个大国。可以说，当时天下最有影响的国家全部到场了。

这次会盟发生在楚庄王去世后两年，这一事实说明，楚国仍然实力强大。

然而，楚国在楚庄王时成为霸主，并不意味着晋国退出了争霸舞台。事实上，在楚国称霸后，晋国的实力并没有受到根本的削弱。公元前575年，因为争夺郑国的宗主权，晋楚之间又发生了一次大战——陵之战。关于这场大战的部分情景，我们在前面已有所提及。战争的结果是楚共王缺乏庄王那样的统帅能力，在战争中被敌军将领用箭射伤一只眼睛，败退而返。

楚共王后期，晋国又出了一位能力很强的君主晋悼公，晋国在其治下，国力复盛，军治万乘。可惜天不假年，晋悼公壮年暴亡，不久晋平公殆政，“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左传·昭公三年》），晋国再次走向衰弱。

春秋中期的历史实际上是由楚国和晋国这两大强国主导，春秋中期之后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晋楚拉锯式争霸的历史。晋国一直是楚国强大的对手，两国不断较量，各有胜负。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公元前575年的陵之战，以及许多小的战争，都是晋楚对中间地带的反复争夺。直至整个春秋之世结束，北晋南楚的政治争夺延续了百余年，这一时期我们也可以总括为“楚晋双霸时期”。由于两国实力大致相等，晋楚两大阵营在旷日持久的霸权争夺中互有胜负。

晋楚争霸是基于文化差异和经济利益而表现出来的北南政治对峙的集中反映，一定程度上，晋楚争霸代表了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旷日持久的较量。黄河流域的国家曹、卫、鲁等依附在晋国周围，而长江流域的蔡、陈、许等国家多追随楚国。

二

由此引出的一个话题是：在春秋这些霸主中，到底哪个霸主实力最强？齐国、秦国、吴国和越国的霸主都是短暂辉煌，可以很容易排除在外，人们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楚国和晋国谁更胜一筹之上。

由于《春秋》与《左传》均出自中原国家作者笔下，所以这两部史书中所描述的晋楚争霸史，呈现晋稍强而楚稍弱的景象，其中标志性的战争是晋楚间的第三次大战——陵之战。在这场战争中，楚共王被射中眼睛，大败而归。

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分析楚晋争霸战争的资料，一个不难发现的事实是楚国占有更大的优势。

赵鼎新说，衡量晋楚实力一个最具标志性的指标是郑国倒向哪一方。楚晋争霸的表现形式就是迫使更多的国家服从自己，一般的规律是南方国家经常被纳入楚国麾下，而北方国家大多数时间都归属晋国的阵营。只有郑国、宋国等夹在晋楚两国中间的二流国家左右为难。因为，它们“从楚则晋伐之，从晋则楚伐之”。如果它们倒向楚国，就会受到晋国的惩罚；而如果它们与晋国结盟，那么不久楚国必然兴兵讨伐。

正好处于晋楚两强之间的郑国倒向哪一个国家的时间更长，可以表明哪个国家的国力更强一些。我们从《中国历史地图集》上可以清楚地量出，从楚都郢至郑都新郑的直线距离为460千米左右，而从晋都新田至新郑的距离则仅为此数的一半左右。尽管如此，从齐桓公去世到弭兵大会，郑国与楚结盟时间达49年，而与晋结盟达48年。赵鼎新说，这一事实清楚地证明，在晋楚实力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楚国是稍占上风的。

如果说以上比较还不明显的话，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其他数据：在整个春秋历史中，楚国主动发动的战争达111次之多，而晋国主动发动的战争仅有90次。其他国家的数据更低，齐国主动发动的战争有70次，秦国仅有44次。因此，毫无疑问，在整个春秋时期，楚国是最强大的国家。

三

晋楚争霸不但令这两个主角精疲力竭，更令众多的配角苦不堪言：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大小诸侯国几乎都卷入了两大霸主之间的战争，特别是那些地处晋楚两国中间的中原国家，更是兵连祸结，永无宁日，在七八十年之间，郑国被攻打了70多次，宋国被攻打了40多次。这些小国没有办法，只好采取实用主义态度，“牺牲玉帛，待于二境”，哪个国家来攻打，就跟哪个国家结盟。郑国的大夫子良明确说，郑国的政策就是“唯强是从”：“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左传·宣公十一年》）

因此，实现和平，成了几乎所有国家的共同愿望。特别是宋国。宋国四面为强邻所包围，处兵家必争之要地，屡遭别国进攻。在生存空间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宋国只有在大国中间巧妙周旋才能保全自身。因此出现了以华元、向戌为代表的一批杰出外交家。

经过宋国等国的积极斡旋和诸多小国的共同呼吁，一场“弭兵运动”在国际间展开。经过漫长的协商，公元前579年，楚国和晋国终于达成协议：两国宣布从此停战，加强友好往来，以共保国际和平。盟约说：“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有渝此盟，神明殛之。”（《左传·成公十二年》）然而，这次所签订的停战条约并没能持续太长时间。双方的称霸雄心并未被一纸盟约束缚住。在4年之后，双方就爆发了陵之战。失利后的楚国力图报复，连续与晋国征战多年，仍然不分胜负。

公元前546年，14个国家的代表群集宋国都城商丘。春秋时期一次非常重要的国际会议——弭兵大会在这里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停止战争。这是一些二流国家又一次发起的和平会议。除了郑国和宋国外，曹、卫、陈、蔡等中小国家多年来也备尝战争所带来的苦果，处于“其民人不获享其土利，夫妇辛苦垫隘，无所厎告”（《左传·襄公九年》）、“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左传·襄公八年》）的悲惨境地，早已经受够了。无论是其统治者，还是其平民百姓，都早就如“大旱之望云霓”，期盼着和平能够降临。

宋国又一次承担起调停人的角色。这一次，为了保证停战协定的约束力，它召集了14个国家前来会盟。

宋国大夫向戌与晋国执政赵文子和楚国令尹子木都有很好的私交，在察觉和了解到晋楚双方都有歇手不打的意向后，便奔走于晋楚两国之间。晋国韩宣子对此的分析是：“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灾也。将或弭之，虽曰不可，必将许之。弗许，楚将许之，以召诸侯，则我失为盟主矣。”（《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如果不同意宋国的建议，晋国就会丢失话语权，让对手登上道义制高点。楚国也爽快地同意。此外，向戌再接再厉，先后抵达秦国和一些中小诸侯国，争取到它们对弭兵倡议的认同与支持。

黄朴民分析说，这样重要的会盟，居然各国君主全部“隐形”，而由14个诸侯国大夫代表所在国家出席，这在春秋历史上尚属于第一回，这也是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一个显著表现。在盟会上，大家确认了“双霸主”制度，也就是说，晋楚两国并列为霸主，除了齐国与秦国因为实力强大，只做双方的朋友之国而不做属国外，其他10个国家均成为双方的双重属国，要同时向晋楚两国纳贡，即“晋楚之从交相见也”。

晋楚弭兵大会，是两个争霸国家在各自无力征服对方的情况下向对方有条件的妥协，长期争霸的两大主角分享霸权。弭兵大会体现出的均势外交思想，在中国得到实践。这一次停战协定真的发生了作用，从那之后五六十年间，晋国和楚国没有再发生过战争。

不过，其原因并非仅仅是宋国的调停工作做得出色，更重要的是楚晋两国各自遇到了严重的问题。

对晋国来说，弭兵大会是内部分裂情况下的一种对外妥协。春秋中期以后，大部分诸侯国内都出现了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政权不断下移。各国的政权越来越落入有实力的贵族阶层手中，以下犯上的政变层出不穷，有的甚至导致国家分裂。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晋国。自从公元前607年赵穿杀死了晋灵公后，晋国世卿贵族的势力就不断上升，直至政治权力完全落入了“六卿”，即六家贵族之手，以至于一国之君在本国政治的角斗场上只能扮演一个跑龙套的角色。卿大夫势力不断膨胀，内乱不已，纷争无止，使得晋国不得不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国内来，无法集中力量与楚国相角逐争雄，正所谓晋国“实不能御楚，又不能庇郑”（《左传·襄公十年》）。发展到最后，晋国被三家贵族瓜分干净，晋静公被废为庶人。“三家分晋”事件也被很多史学家认为是春秋的结束和战国的开始。

楚国并不存在这样的内部问题，与中原国家比起来，楚国一直更为集权。但是楚国却面临着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晋国是出现内忧，楚国则是出现了外患：日益强大的吴国对楚国构成巨大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