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崛起楚国的衰落和秦国的（一）

一

月盈而亏，盛极而衰，是中国历史自古以来不变的规律。即使是以象征生生不息的凤凰为图腾的楚国也不能例外。

楚国衰落的伏笔，其实早在它达到极盛前就已经埋下：吴起那次著名的变法未能彻底，就已经注定了楚国将在国际竞争中落后。

吴起的改革针对楚国的时弊，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因为变法中途而废，楚国政治顽疾只是获得了时间上的短暂缓解，过了几十年，在宣威盛世过去之后，贵族势力又一次自然增长到国家不能承受的程度。

二

“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韩非子·问田》），吴起变法的失败，使楚国走上了下坡路。

与楚国的变法半途而废比起来，其他国家的变法大都成功了，特别是秦国。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之后重用商鞅实行变法。商鞅在秦国都城的城门前，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柱，创造了一个“徙木立信”的成语，由此拉开了他的改革大幕。

在各国的变法当中，有许多近乎相同的原则。比如商鞅变法在许多方面，几乎是吴起变法的翻版。就说这个“徙木立信”吧，分明就是抄袭吴起“徙辕立信”的典故。据《韩非子·内储说上》载，吴起在魏国做将军时，曾经在城北门外放了一根车辕，下令说，谁能把车辕搬到南门外，就厚加封赏。人们都感觉这是玩笑，半天没人去动那根车辕。后来一个傻乎乎的士兵说这有何难，扛起车辕搬到了南门外。吴起当场赏赐给他大笔钱财，士兵们因此知道了吴起说话算数。吴起便趁热打铁下了一道命令：明日谁要是先攻入秦国的岗亭，就封谁为国大夫。士兵们第二天个个奋勇当先，很快就攻下了秦国的岗亭。商鞅“徙木立信”显然是从这个故事受到的启发。

至于商鞅变法的其他方面，也与吴起变法几乎如出一辙。战国时代各国变法的重点都是：打击贵族阶层，调动其他阶层的积极性；鼓励耕战，发展生产，以提高政府的收入，富国强兵；严刑峻法，强调法令的权威性。甚至商鞅为统一思想，控制舆论，“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也类似于吴起的“破横散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战国策·秦策三》）。因此，我们可以说，商鞅变法是吴起变法的升级版和扩大版。

它们的不同，只不过是一个成功了，而另一个基本失败了。秦国实力本来一直弱于楚国，它一直是追随于楚国后面的忠实盟国。然而，两次结果不同的变法，决定了秦国迅速超越楚国，并且最终吞并楚国，统一天下。

三

两次变法一成一败，表面原因是吴起变法遇到了楚悼王的猝死，而商鞅变法则得到了秦孝公更有力、更长久的支持。其背后的原因，却是秦国和楚国这两片气质不同的土地，与法家文化的契合程度不同。

从表面上看，在天下各国中，秦国与楚国是最相似的。

正如本书开头所述，楚人的祖先祝融传说是颛顼的后代，秦人也自称是颛顼的苗裔，与中原国家同是炎黄子孙。当楚国在中国南方“以启山林”时，秦人则在西北“逐水草而居”，“杂戎翟之俗”。两国都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形成了顽强进取的精神，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楚国一样，边疆小国秦国也一直得不到中原文明的承认：“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史记·秦本纪》）

两国的区别只是秦国比楚国还要落后，蛮夷化的程度还要深。

秦国的地理环境远不如楚国。它处于荒凉的西北高原，物产稀少，人民生活贫困。《汉书·刑法志》这样描述秦国：“其生民也狭隘，其使民也酷烈。”秦国的立国和发展一直落后于楚国。楚国在西周初年就立国了，秦国直到东周时代才被封为诸侯国。犬戎进攻周王室之际，大部分诸侯不管不问，唯独质朴的秦人积极勤王，“战甚力，有功”，在战后又护送周平王东迁，因此秦襄公被感激涕零的周平王封为诸侯。和楚国以及齐、晋、鲁等老牌诸侯国相比，秦国参与诸侯竞争的历史短了整整一个西周的时代，大约迟了300年。因此，一开始，秦国比楚国还要受人歧视。“六国卑秦，不与之盟”——开会的时候都不叫秦国。西周秦人墓葬中的随葬品远少于楚人，而且大多数都是陶器，这反映出秦国早期经济文化远远落后于楚国。如果比较历史之悠久，物质之繁盛，文化之发达，秦国不能望楚人之项背。此时并无任何征兆表明秦国会成为战国统一运动的最后胜利者。

但是，在改革大潮中，秦国却能顺应时代，迅速成功。商鞅变法，使秦国发生了让人完全意想不到的变化，由此迅速崛起。那么，为什么是落后的秦国在列国变法中取得了最大的成功，而领先的楚国却失败了呢？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对中原文明态度的不同。

四

和楚国竭尽全力中原化不同，秦人对中原礼乐文明一直不那么热衷。楚国的强大，是因为它背靠蛮夷，却不断向中原汲取文化力量。秦国自立国之初，就没有经历过充分中原化的过程。秦人长期与戎狄杂处，因此染上了浓烈的蛮夷气质。

与楚国人一样，秦国历代君主都有着特别强的奋斗精神，他们通过与中原国家交战，敏锐地发现了中原文明的弱点：那是一种过于文弱的、精致的、不适合战场的文明。

有一次，西戎的使者由余拜访秦穆公，两人之间发生了这样一次对话。

秦穆公问：“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史记·秦本纪》）也就是说，中原国家有诗书礼乐，现在还乱成一锅粥，你们西戎没有什么文化，治理起来是不是更难啊？

由余本是晋人之后，因为投身于西戎而被重用，因此他非常熟悉中原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区别。由余回答道：“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史记·秦本纪》）

在由余看来，诗书礼乐，正是中原国家混乱的原因。因为中原文化发展的规律，是国家富强后统治者多会骄奢淫逸，导致国家上层和下层分裂，造成内乱。而草原文化则不然。草原民族物质文化不发达，贫富差距也不大，他们以绝对服从为天职，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上下一心，很团结。

这一席话说得秦穆公如梦初醒，深以由余为贤，遂聘由余为宾客。从此之后，秦国的立国战略发生根本性变化，它不再致力于向中原发展，而是向戎狄发展，大力吸收戎狄文化。穆公时代开始伐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后汉书·西羌传》说，生活在秦地的少数民族，“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他禁令。……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秦霸西戎后，戎族在秦国人口中的比例上升，甚至在局部地区占有主导地位。西北少数民族的强兵良马成为秦军的有生力量；与西戎的融合，给秦人的躯体注入更多粗犷和野蛮，决定了秦人狼一样的性格。

因此，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独特的。它与中原文化有很大距离，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草原文化。秦国和游牧民族一样，百姓停留在“淳朴忠厚”的半野蛮状态，尚武团结。“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战国策·中山策》）四塞之地的秦国很少受到外部文化的冲击和刺激，所以秦人整体文化素质不高，本土很难产生杰出人才，也明显缺乏楚文化的创造性。秦国的著名宰相，几乎都是从其他国家聘来的。这个国家不可能产生屈原那样富于想象力的文学巨匠和《楚辞》那样的鸿篇巨制，也无法产生像庄子那样洒脱飘逸、老子那样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野蛮、最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正在中原国家渐渐改变殉人的野蛮风俗的时候，秦国却变本加厉。考古发现，秦武公死时，殉死者66人；穆公死时，殉死者多达177人。陕西凤翔雍城发掘出土的秦公1号墓，墓主秦景公，是秦穆公的四世孙，墓中被殉葬者竟有186人之多。被杀殉之人主要放置于墓室四周。一类是箱殉，共72具；一类是匣殉，共94具。箱殉是将殉葬者以绳索捆绑成蜷曲的形状，装入箱内；匣殉者被装入长2米、宽0.7米左右的薄棺材之内。另外，在墓室的填土中还发现20具人牲。

《诗经》中那首著名的诗歌《黄鸟》说：“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大意是说，黄雀鸟啾啾鸣叫声凄凉，飞来停落在枣棘上。让谁陪着穆公去殉葬？子车家老大名奄息。就是奄息这个百里挑一的勇士豪杰，今天面对白骨森森的殉葬坑，仍然恐惧得颤抖心悲凉。那高高在上的苍天啊，我们的良人被无辜地杀害了！

诗中提到的子车氏三子奄息、仲行、针虎兄弟，时人称为“车氏三良”，是当时著名的勇士豪杰，都是为秦穆公殉葬而死的。《史记·秦本纪》载，秦穆公死，“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车）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针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

在战国七雄中，秦国也是最功利的。西北少数民族的生产关系比较简单、原始、纯朴，所以他们直接以追求生存、积累财富为目的，很少加以掩饰。因此秦人比楚人更醉心武力，崇拜强权。他们偏重物质利益，崇尚集权，质朴直接。在一个外交场合，秦昭王母宣太后竟然以床笫间的事来譬喻秦韩两国利害关系。《战国策·韩策二》说：“楚围雍氏五月，韩令使者求救于秦，冠盖相望也，秦师不下崤。……宣太后谓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这番话其他国家的贵族是绝对不可能讲出来的。率直的秦穆公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他将宫殿命为“霸城宫”，将河流改名为“霸水”。司马迁评价秦国文化说：“今秦杂戎翟（狄）之俗，先暴戾，后仁义。”（《史记·六国年表》）秦穆公之后的历代统治者，也有着其他国君罕有的强悍气质。例如，秦孝公因为被人瞧不起而愤然喊出：“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史记·秦本纪》）他们效法秦穆公，确立了军事征服、霸有天下的发展路线。

事实证明，后发优势是秦国统一天下的主要原因。历史短，文化浅，礼治传统不完备，反而成了秦国发展壮大的优势。因为文化包袱轻，所以秦国在列国之中改革精神最强烈。那些老牌强国深受西周宗法制度的束缚，用人凭血缘，看门第。只有秦国君主能够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怕别国嘲笑，四处招揽人才。

百里奚在楚国以放牛为生。秦国的谋臣公子絷向新即位的秦穆公举荐百里奚。秦王大喜，想派人前去带重金迎请百里奚。公子絷说：“楚王因为不知道百里奚的才能，才让百里奚养牛。若用重金聘他，那不就等于告诉别人百里奚是千载难遇的人才吗？您可以用一个奴隶的市价，也就是五张黑公羊皮来换百里奚。那样楚王就一定不会怀疑了。”百里奚来到秦国后，马上就被拜为上大夫。秦人称百里奚为“五羖大夫”。羖，就是黑公羊的意思。

从商鞅变法开始，秦国的著名宰相，几乎都是从其他国家聘来的。正是这些外来的人才大幅度改革了秦国的内政外交，让这个落后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