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船赴美（2）

卡恩大哥和他的亲戚知道大家别无选择，他们在冷漠无情地乱丢众人的物品时对人们愤怒的尖叫置之不理，还强迫乘客把许多笨重的帆布包和尼龙袋丢回岸上，连针头线脑都不放过。从白色沙滩上突出来的这段木制码头位于一座天然的港湾中，可以抵御南海洋流的侵袭。附近基哈村的渔民有时会利用这座码头来卸鱼。然而在这个漆黑的夜里，码头却变成了难民遗弃物品的仓库，堆满了人们在逃离故土时从家中挑选出来随身携带的个人物品—衣服、迷你佛像、小装饰品、照片、书籍、日记，以及一大堆只对拥有过它们的人才有意义的东西。袋子里还有不少可以在香港或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出售的值钱商品—金条和其他黄金首饰，数量远远超过了警察允许每人带出国的二两；还有越南雨林中生长的、气味浓香的肉桂树皮，可以磨出世界上品质最优良的桂皮香料；还有具有调香和药用价值、可以换来大笔钱财的檀香木树皮。

“别拿我的包！它不重！”一个满头灰发的女人朝着卡恩大哥的一个手下尖叫，语气一半是在抗议，一半是在恳求。他们站着的地方距离母亲和我仅隔着几个人。我坐在母亲的大腿上，她则坐在木头甲板上。经过一阵徒劳的“拔河”之后，卡恩大哥的手下费力地从她手中拉过了比那个女人的身体还要大上一倍的行李，将它丢下了船，转头去寻找下一个“受害者”了。

母亲紧紧靠在她为我们收拾的那件行李上，更加用力地将它推向背后靠着的船身，试图把它藏在那个人够不到的地方。祖母也坐在我们身旁，靠着自己的包和船身。母亲能够看到，船尾那边，我的哥哥正坐在父亲身边的长凳上，祖父则和卡恩大哥的一个兄弟争执着什么。祖父带了十二根两英尺长的肉桂树皮，将它们绑在一起，塞在了一个编织保护套里。祖父提醒那个人，这趟行程之所以成行，正是因为有了他的一份力量。对方这才允许他留下一半的肉桂树皮，将另一半丢在了码头上。

母亲坐的地板在卡恩大哥的右侧，在顶棚下随意摆动的两只裸露的灯泡昏暗的光线下，她注视着超现实的画面在自己的眼前展开。时间已经到了9点，黄昏已过。就这样，除了船上几团微弱的灯光，我们都是在黑暗中摸索。母亲目光所及之处，有越来越多的人叫喊、争吵、交涉、你拥我挤；她看着人们的生活碎片和毕生积蓄被丢下船，杂乱无章地堆在码头上，一早就会被拾荒者们捡走。还有眼看就要将这艘过分拥挤的小船淹没的水—这一切似乎都不真实。载着三百多名难民，这艘船驶离了码头。

比我年长6岁的姐姐很小就患有白内障。我怀疑这些病症在她出生时就已处在萌芽状态，只不过在她长到4岁左右时才显露出来。当然了，我出生时的白内障问题更加明显。不管怎样，我们姐妹俩的视力问题都无法在越南得到诊治。

1975年有些人逃离了这个国家，但早期的难民往往是越南人，因为他们曾经支持过南方政权和美军，害怕遭到报复。

1978年，其他人群开始寻找逃离的途径。考虑到这种逃亡本质上是保密的，勇敢踏上摇摆的渔船前往香港、澳门等地的通常都是年轻的单身男女，他们希望自己最终能够到达一个更好的地方。部分人梦想奔赴美国，而法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之类的其他国家也在考虑范围内。家里最年轻的要数我父亲的弟弟们，也就是我的三叔、四叔和五叔。他们就属于这种有胆量的人。

不过，所有人中最勇敢的是我的母亲。她请求几位小叔子带上我8岁的姐姐，希望莉娜能去一个可以治好她视力疾病的地方。我们之后会跟过去—也许可以团圆，也许不行。如今我也做了母亲，可以想象亲手送走长女有多困难，何况她明知自己极有可能再也见不到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很有可能死在路上，就为了奔赴她只在电影和童话中瞥到过的既未知又无法想象的未来。母亲现在才告诉我，她也想让我跟随叔叔们同行，但我只有两岁，很难硬塞给别人。

姐姐走了。几个星期、几个月过去了，叔叔们还是杳无音讯。在那个年代，一封回信要是没有被寄丢的话，可能要花上六个月以上的时间才能到达。母亲在心急如焚中终于收到了一封夹着照片的书信。照片中的姐姐正站在壮观的金门大桥前摆着姿势，身上穿着新衣服，还故意展示着自己的新眼镜。

自从被确诊以来，我目睹了人们不惜一切代价求生的决心，有时甚至是一种令人不安的疯狂。我坚信，正是我对灵魂坚定不移的信仰，让我并不惧怕死亡。的确，这些信念使我不会执着于今生，在某些方面也令我对死亡充满期待。在死亡的过程中，这些信念正是我寻求的持久、进化、有思想的平静的核心。

相信你需要相信的，才能在这个星球上每个生物都不可避免的命运中找到安慰与安宁。人终有一死，你可以选择在恐惧中逃避，也可以选择在思虑中直面它，并从思虑中获得平和与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