舶来的“哲学”：西周与日本的“东洋哲学”（1）

想要弄清哲学在它的本义之外究竟产生了什么变化，我们有必要先讨论一个特殊的问题。之所以特殊，是因为这个问题只有使用中文的人才会问：哲学是如何从“philosophy”变成“哲学”的？

如果说在上一章中，我们认为“philosophy”的本义可以说明哲学最初的内涵，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认为哲学的中文译名可以表达中国人所理解的哲学的某种内涵。由于文化上的隔阂，中国人的理解可能或多或少与古希腊的“philosophy”有些偏差，但在这个偏差中反而包含着我们先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作为中国人，我们当然应该了解哲学是如何在中国的传统中展开自身的。作为对哲学足够好奇的人，我们也应该去考察这种展开究竟使“哲学”这个名词的意义在走向全世界的过程中是变得更加丰满，还是产生了某种变异。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随着“哲学”这个中文译名的确立，东亚的思想世界亦开始与西方文明有了深度交流。在某种意义上，哲学从形式上塑造出中国传统知识信仰的新面貌，而中国的传统知识信仰也在内容上不断丰富和改变着哲学的内涵。

开始考察哲学的中文译名之前，我们必须知道一个令人颇为丧气的事实，那就是“哲学”这个译名的翻译者并不是中国人，而是明治时代初期的日本学者西周。

19世纪后半叶，哲学随着西方的诸多思想一起被传到了日本，最初被称为“理学”。这里所使用的“理”源自中国儒家思想，特别是宋元明时代发展起来的对天理进行探究的儒家思想。但“理学”这个翻译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因为当时的日本也用“理”来指代物理，比如日本近代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他在著作《穷理图解》中用“理”指代物理学。于是在1874年出版的《百一新论》中，西周第一次用汉字词语“哲学”来翻译“philosophy”。

西周最初把“philosophy”翻译成“希哲学”，他的翻译灵感来自中国北宋时代的儒者周敦颐。大部分人对于这个名字的了解仅限于他那篇千古留名的《爱莲说》，却不知道除了文学，周敦颐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占据重要的位置。儒家思想在宋元明时代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和周敦颐有关，他提出的一些问题也不断被后世儒者反复讨论，所以很多人把他看作宋明儒学新思想的开端。周敦颐著有《通书》，其中有一句“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表达了中国古代圣人、贤人和士大夫的价值取向序列，这里的“希”有慕求之意。西周借用了这个“希”字，把它与汉字“哲”组合，来翻译“philosophy”这个词。

“哲”的本义是睿智。《尔雅·释言》就解释说：“哲，智也。”《尚书·说命上》也把“哲”与“明”连起来，表达对某事物的洞察：“知之曰明哲。”由此也可以知道，“明哲保身”原本并不用来表达自私的回避态度，而是指“明智能够保护自身”。根据这些含义来看，西周的“希哲学”实际表达的就是“慕求睿智的学问”——这个意思基本上和“philosophy”的本义“爱智慧”是一致的。

由于西周是当时日本知识界领袖一般的人物，他的这个翻译很快就得到了日本文部省的认定，并被进一步简化为“哲学”。之后，与西周同时期的哲学家井上哲次郎在《哲学字汇》中也采用了西周的翻译，于是“哲学”一词得到了广泛推广和使用。

西周用汉字创造了一个词来翻译“philosophy”，这个行为颇值得玩味。江户时代，日本人通过与荷兰人的交流而接触到了西方文化，从此，代表西方科学知识的“兰学”大盛，日本的思想世界也从东亚学术传统中逐渐走出，转变为向全球学习。在这个转向中，日本在两个方面表达了自身的诉求：其一是与西方文明的接轨，其二是对民族主体性的确立与宣扬。前者要求在传播和了解西方思想的基础上深入地对这种异域的文化进行探索，这就意味着除了技术层面上的兰学，日本人也需要去研究精神层面上的哲学，所以哲学自然就需要被翻译与阐释。同时，与西方文明的接轨在某种程度上也要求日本与原有的东方文明脱轨，这就意味着，必须找到能够代替东方文明核心思想的内容，所以“哲学”一词的翻译自然就不能使用习以为常的词汇了。

西周曾经明确表达，自己不喜欢日本对中国文化的一味继承，尽管他对“哲学”一词的翻译也来自中国文化，但其动机似乎仍是想树立一种新的、异于旧有东亚学术传统的学问。但矛盾的是，从旧有传统中脱离并不会帮助日本树立自己的民族主体性，“归附”中国文化和“投诚”西方文化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毕竟，日本的目的是“脱亚入欧”而非“脱亚侍欧”。所以，在西周译出“哲学”二字之后，日本学术界便开始思考，是否能用这个称呼建立起一套可以标榜自身主体性的新学术体系。

最终，以来自西方的“哲学”为名称，以来自东方传统的思想为内容，二者结合形成了这个新的学术体系。其标志是日本东京大学在1877年设立“史学哲学及政治学科”，五年后于“西洋哲学部”之外正式设立了与之对应的“东洋哲学部”，并下设“支那哲学”“印度哲学”等科目。在这个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知识界想用西方文明的形式重新整理东方思想的愿望。虽然东方思想的大部分原始材料都来自中国，但通过日本学者的整理，这些思想内容就完成了从“中国的”到“东方的”这一转变，日本学者也开始用西方哲学解读东方思想。在这一解读中，日本所说的“东洋哲学”既不是对中国思想的单纯继承，也不是对西方哲学的纯粹模仿，于是其民族主体性便在思想世界得以成功确立。

对于“东洋哲学”的提法，日本知识界内部并非没有反对的声音。思想家西村茂树就曾经批判说，把印度的佛学和中国的儒学统称为“东洋哲学”，就好像把哲学称为“西洋儒学”或“西洋佛学”一样，两者都是错误的。但是，反对的声音终究没有抵挡住历史的潮流，如今“东洋哲学”已经成为哲学学科设置的常见名称。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学界对建立“中国哲学”更有兴趣。就在东京大学设立“东洋哲学部”后没多久，西周所翻译的“哲学”就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据目前可以查证的文献看，最早使用这个翻译名称的是黄遵宪。他在1887年著成的《日本国志》中介绍东京大学的学科设置时，直接使用了西周的“哲学”，并注解为“讲明道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大败。康有为认为日本胜在对各学术领域的精研上，于是在四年后向光绪帝上奏《请开学校折》：“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在介绍德国大学的学科设置时，康有为也直接使用了“哲学”的名称。同年，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发动戊戌变法。7月，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成立。9月，戊戌变法失败，除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外，其他新政均被废除，康有为与梁启超逃亡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