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永恒的道德吗：顺应自然与习俗错认（2）
第一个实验是提出“六度分隔理论”的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电击实验”。实验中，招募而来的实验对象依次进入一个房间中，充当老师的角色，另一个房间里是由实验组成员假扮的学生；两个房间中的人彼此无法看见，只能听见声音。实验过程中，“老师”被要求出题，如果“学生”答错，工作人员就会要求“老师”用电击的方式惩罚“学生”。电击当然是假的，但作为“老师”的实验对象并不知道，他们能听到隔壁传出痛苦的声音。随着“学生”答错的次数越来越多，工作人员会不断要求“老师”加大电击的电压，直到最大的450伏特。我们都有这样的常识，这么高的电压已经达到了致死的程度。如果“老师”表示出担心，工作人员会安慰说没关系，并要求“老师”继续；但如果“老师”坚持拒绝，实验就会停止。对于这个实验，你猜有多大比例的“老师”会按照要求把电压调到最大？在实验之前，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和他的同事们估计是1到10，而实验结果是60。
第二个实验是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实验组招募了二十四名志愿者，他们被随机分成狱警与囚犯两组。囚犯要像在真实监狱中一样，被关在狭小的房间中，不能自由活动。狱警也要像监狱中真实的管理者一样，组织囚犯活动，树立自己的权威，甚至惩罚不听话的犯人。随着实验的进行，大家都深深进入了角色，狱警对囚犯的惩罚与侮辱愈发严重，囚犯也开始真的害怕狱警，有的囚犯为了证明自己是听话的犯人，即使生病了也拒绝出狱结束实验。你认为这个实验进行多久，大家才会沉浸在自己的角色中无法自拔呢？事实上，这个实验在第六天就被强行叫停了，而从第二天开始，扮演狱警的志愿者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虐囚的行为。
这两个实验充分说明，人性在很多时候都经不起检验，只要环境一变，我们就会撕碎平日坚持的彬彬有礼，露出邪恶的面容。你以为德国纳粹军官生来就痛恨犹太人吗？并非如此，他们也是在执行命令的过程中、在同伴言行的影响下，变成把犹太人送上绞刑架的魔鬼的。
所以，真的有不受时空变化影响而永远不变的美德吗？经过上面的讨论之后，我们发现很难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当然，没有绝对统一和持续的品质，并不代表人类没有相对一致的性格倾向。有人认为有些慷慨的人总是比其他人更乐于助人，这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我们可不可以因为这种倾向，就宣称美德天生内在于我们的人性中呢？
上述两个实验使得我们更加难以肯定地说，美德天生地内在于人性之中。我们不能断言一个人会永久拥有某种美德，只能说在某些时刻，其行为会符合某种美德。这种妥协的说法似乎隐藏着这样一个含义：与其说美德是我们已然拥有的，不如说美德是我们将要追求的——美德并不是人类的现实，美德是人类对自己的希望。
然而人类对自己的希望是一直不变的吗？就像那个扮演犯人的志愿者，忘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而希望成为一个模范犯人，这种希望必然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比如，为了表达对家人的尊敬，古人实行的是土葬，希望家人入土为安，但是在今天，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观念的改变，我国多数地方已经放弃土葬而改为火葬了。那么，今人和古人谁更具有“敬”这种美德呢？甚至一些民族曾经有“食人俗”，在家人去世后要吃掉家人的骨肉，他们认为这种行为才是对家人的尊敬。所以，当我们自以为站在更加文明的角度，痛斥吃人不道德的时候，依据来自何处呢？尽管我们打算证明，这种思考来自我们人性深处某个不可动摇的要素，但起码到目前为止，这个要素并未被真的讨论出来。我们有的不过是一些和我们生活在一样环境中的人的支持而已。
这样一来，道德的边界便开始模糊，我们认为的道德，很可能只是某个社会团体的习俗错认。这种习俗不只与我们对自己的希望相关，还可能与某种宗教中不可违抗的神的命令相关，还可能与某个政府出于某种公共利益的考量相关。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愈发达的国家愈能对不同于自己的道德体系报以宽容的态度。换句话说，如今人类发展的一个方向似乎是尽量避免以道德之名给某种不一样的行为扣上是非善恶的帽子。人们正在缩小道德的领域，尝试着用习俗来理解自己不熟悉世界中的人和事。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本章稍早时候提出的一个问题了：我们对于善的设计有没有可能从一开始就出了问题，有没有可能道德并不是人之为人的关键因素？如果我们认为环境确实会对道德产生影响，认为习俗确实会在某些时候以道德的面目出现，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至少有50的把握，道德并不能为我们描述出清楚自洽的、恒定不变的人之为人的关键要素。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益好，更像是一种人们的约定，除了历史上大多数人的赞成，我们无法找到更多真正一致的论据。
小结
在上一章中，我们探讨了义务论与后果论，虽然最后得出结论，这两种道德哲学模型可以根据不同的道德场景而被融合在一个理论结构中，但我们仍然不知道这个结构中善的标准从何而来。基于此，我们希望听听第三种道德哲学模型，即通过提出简而易见的美德而不必再去追问什么是善的美德伦理学。但很快我们就发现，美德伦理学无法在特定的道德场景下为我们提供一个明确的实践指导。于是，我们又把希望寄托于在诸多美德中选定“仁”作为最高美德的中国儒学。然而在孟子的学生桃应提出的思想实验中，我们渐渐看到了以“爱有差等”为内涵的仁在某些时刻会导致与道德完全相反的行为。这说明美德伦理学并非像它宣称的那样不必言明。
至此，三种道德哲学模型似乎都无法圆满地说明什么是善。进而我们开始转变思路，怀疑是否对善的设定在一开始就出了问题。支持这种怀疑的是先秦道家与魏晋名士，但随着讨论的深入，我们发现他们用“自然”代替道德的策略并没有成功，因为我们的生活总会随着环境改变，人根本无法保持最初的自然状态。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随着环境改变，道德也会改变，这些被改变了的道德让其自身与习俗的界限逐渐模糊，也让善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被人为制造出来的希望。
我们的探索到这里结束了吗？道德最后被习俗消解了吗？当然没有。因为我们同样没能证明，所有的道德原则或道德品质都是可以随着环境改变的习俗。事实上，习俗对道德的消解恰恰为道德主义者提供了一个目标：找到不能被消解的真正的道德。就像他们正在努力的那样，无论是继续完善三种道德哲学模型，还是创建新的道德哲学架构，道德主义者此时探索道德的热情并不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刻少。这种热情之所以能够持续，是因为我们从始至终对自身保持着好奇。只要我们还继续存在，就会对这个存在本身产生无尽的思考。所以，我们通过道德能够确定的并不是“什么是善”，而是对“什么是善”的思考——与其说是道德让我们成为人，不如说是对道德的思考让我们成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