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过上最好的公共生活: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
如果说对道德的思考让我们成为人,那么对政治的思考则让我们成为一群人。几乎所有哲学家都会同意,道德虽然在某种情境下表现为个人行为,但它作为一种原则和品质,一定能够被普遍化,至少在某个范围内一定能够被分享和认同。无论何种道德模型,它所规定的内容都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他人。
但是,如果每个人都生活在类似于电影《荒岛余生》或《火星救援》所塑造出来的那种与世隔绝的孤独中,我们还有遵守道德的必要吗?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是,我们还有遵守道德的条件吗?显然,在只身一人的世界中,既不可能去寻求多数人的幸福,也不可能去实现爱有差等的仁德。所以遵守道德的前提是,我们得与其他人生活在一起。就像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的那样:“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与他人生活在一起,这是人类自古以来的存在方式。如果哲学思考包含我们对自身的探索,那么我们的存在方式也应该是它的思考对象。对于人类群体生活原则的思考,构成了哲学中一个相当具有魅力的领域:政治哲学。我在这里之所以不吝于使用“有魅力”来形容它,是因为与哲学其他领域在公众话题中的冷遇相比,政治哲学简直像那个不断重生归来的《神秘博士》一样,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可以说,只要我们不改变群体生活的方式,政治哲学就会一直流行下去。
在资讯十分发达的今天,大家对“政治”这个词并不陌生,但很少有人意识到,新闻里播报的政治消息,学校里教的政治课程,曾经也是哲学的一副面孔。“政治”的英文单词是politics,它来源于古希腊语polis,后者是“城邦”的意思,指的是城邦中的公民参与管理公共生活的各种行为及原则——政治在最初的阶段就和人类群体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
在中国古代,“政”与“治”可以单独成义。在《论语·颜渊》中,孔子说:“政者,正也。”“政”指的是君王带领人民行正道,而“治”表达君王对国家的治理。在某些时候,这两个字被放在一起使用,比如《尚书·毕命》中说:“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赖。”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早在周代,中国古人便意识到政治既包含对内部成员的管理,也包含与外部方国部落的交往。
在最初的意义上,“politics”与“政治”有细微的差别,虽然这两个词都指向公共生活,但希腊文中的“politics”关切的是众人参与下的公共生活,而中国古文中的“政治”关切的则是君王统治下的公共生活。这个差别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政治制度上的差别:前者是公民直接参与立法、行政的古希腊式民主制,后者是天子封邦建国、一统华夷的西周式君主制。区分政治制度是政治学的内容,那么政治学与政治哲学是什么关系呢?
如果我们相对宽泛地把政治学视作对政治的研究,那么政治学则可以被追溯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古希腊时代。当时的哲人、诗人以及剧作家都开始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过上最好的公共生活?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种表述方式,比如,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所追问的“最好的城邦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考察的“统治的本质是什么”。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几乎生活在同时代的东方哲人也在思考类似的问题,比如孔子在《论语》中便对“政治的核心是什么”这一问题给出了回答,认为君王的德性是像北极星一样为公共生活指明方向的为政根本:“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在这一时期,东西方哲人对于政治的讨论虽然也会涉及具体的问题,比如亚里士多德会谈到政体的六种分类,孟子说到了“井田制”作为治理和分配土地的政策,但总体上来说,彼时哲人对政治的研究仍然是哲学式的,因为他们仍然是以一种底初性的思考,在理念上追问公共生活的本质,对现实中制度和政策的拟定则没有多少兴趣。追问公共生活的本质,就是确立城邦秩序所依据的要素,它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公共的善好”。
在前两章对道德哲学的讨论中,我们曾提到道德对个人来说是一种特殊的益好,与之相似,在古希腊的哲人看来,政治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为集体提供一种公共的善好。如果说道德哲学的目标是教人做个好人,那么政治哲学的目标则是教人过上好的公共生活。
人类对政治的研究就这样一直与哲学上对公共善好的各种思考关联在一起,直到近现代自然科学以一种势不可当的趋势登上学术舞台的中央,人们才开始尝试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于是在19世纪末,一种和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密切相关的新型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支出现了。这种新型政治学不再用底初性的哲学思考追问什么是公共的善好,而是用能够量化的、有数据支持的科学方法去研究政府的管理行为以及法令政策的实施。古代的政治学关心的是普遍的价值,当今的政治学关心的则是具体的事实;古代的政治学是政治哲学,当今的政治学则是政治科学。
尼尔·波兹曼在那本著名的《娱乐至死》中谈到过媒介对政治的改变。他举的例子是1854年亚伯拉罕·林肯和斯蒂芬·道格拉斯之间长达七个小时的辩论,与1984年里根和蒙代尔之间重视眼神、微笑与俏皮话的电视辩论。尼尔·波兹曼认为,在过去,听懂一场政治辩论需要观众具备足够的耐心与优秀的理解能力,而电视出现之后,政治成了一场大型的真人秀节目,观众追求的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出现最多的娱乐性:“复杂的措辞、充分的证据和逻辑都派不上用场,有时候连句法也被丢到一边。但这没有关系,他们关心的是给观众留下印象,而不是给观众留下观点。”
在《娱乐至死》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推特、脸书、微博、微信、抖音还没有被发明,人们还没有预见到,在不久之后便会到来的互联网时代,低于一百四十个字符的消息和少于一分钟的视频会成为新闻传播的主要方式。在新媒介的影响下,人们被灌输了一个观念:简明的才是高效的,丰富的才是愉悦的。追求效率的结果是,人们不再习惯阅读长篇的论述和思考复杂的逻辑;追求愉悦的结果是,人们不再愿意严肃地承担公共生活中的责任。
科学化的学科建制与娱乐化的媒体传播把政治哲学推向了一种吊诡的矛盾中:一方面是,政治学与政治哲学的分家使我们只能在大学的哲学系中找到对古代探索公共善好传统的继承;另一方面是,大小屏幕里政客和专家巧妙地把政治哲学融入自己的表演之中,又使得我们与这种古老智慧的接触似乎比任何时候都多。但是,只是观看还远达不到政治哲学的内在要求——思考。长久而深刻地思考如何过上好的生活,才是进入政治哲学的唯一方式。事实上,我们观看政治的热情越高,对于思考政治哲学就会越冷漠。
老舍的话剧《茶馆》中,掌柜王利发在茶馆里挂了一块“莫谈国事”的牌子,但他的命运并没有因为回避政治而免受动荡飘摇。寻找公共的善好并不是哲学家的小众乐趣,因为公共生活的结果需要我们每个人来承担。有些时候,什么都不做确实也能享受到那些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所创造的还算不错的生活,但更多的时候,公民对政治的疏离只会导致权力的滥用,而它糟糕的结果会自动找上门来,即使你家门口挂了一块“莫谈国事”的牌子。所以,只要现存的政治还不是我们心目中的最佳政治,政治哲学的存在就是必要的。
那么,政治哲学应该如何被思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