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稳固的现实政治：公共权力与制约机制（4）

虽然自然状态难以了解，但卢梭认为人性是可以分析的。他认为“同情”是人最初的本性，所以人类最初的自然状态是一个相当感性且美好的阶段。直到人们拥有了理性这种能力，生活中就开始出现唯利是图的活动和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社会亦随之产生。

与霍布斯和洛克怀着昂扬的论调赞美人们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不同，卢梭对人类走出自然状态怀有的是深深的惋惜与哀叹。在他看来，结成社会并不意味着发展，而是意味着人类向自私的深渊坠落。在这个过程中，私有财产就像诱惑人的魔鬼一样，让我们变得更加贪婪。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站在相当老派的立场，认为国家的角色不是像洛克所说的那样，是为人民积累财产提供最大帮助的商业顾问，而是人民合理追求财产的监督者。任何时候，财产都有可能败坏我们本有的同情心，所以国家有责任控制人民的欲望。

对自然状态的向往与对私有财产的谨慎，使得卢梭看上去像是一位道家自然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混合者，但正如你已经知道的那样，他的真正身份和洛克一样，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奠基者。卢梭虽然赞美自然状态的淳朴，但他和老庄不同，并不试图恢复远古的生活状态。因为他认为，让人们回到过去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真正需要做的，是防止人们因为愈加堕落而对他人造成伤害。于是，签订一份社会契约就十分必要。

这个社会契约的内容仍然是每个人让渡出自我管理的权力而形成公共权力，然后国家产生，代表人民的意愿——用卢梭自己的话叫“公意”——来保护每个成员的自由和财产。这些内容被卢梭写在了《社会契约论》中。正如它的名字一样，这本书深刻发挥了从霍布斯开始、经洛克而形成的契约理论，它的核心思想仍然是在表达：国家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

可以说，整个近代哲学的政治思考都是围绕这个观点展开的，即使它在如今的世界中已经像常识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实现了卢梭或者洛克的政治理想。倒不是因为今天的政治家不够努力，而是因为在那些宝贵的思想资源中，本来就隐藏着充满张力的面向。

比如，卢梭重视的公意虽然是集体意愿的表达，但落实在现实中，不过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游戏，这就会造成对个人意愿的碾压。这也是为什么卢梭的追随者，同样是法国人的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会谈到“多数人的暴政”这一问题。再比如，极力主张限制政府权力的洛克也谈到，在某些必要的时刻，要赋予国家特殊的权力。为了阻止一场大火的燃烧，国家有权力拆掉某户人家的房子。这些例子都说明，卢梭、洛克与霍布斯，甚至马基雅维利的距离，也许并没有他们自己认为的那么远。就像美剧《权力的游戏》中“龙妈”卡丽熙的黑化一样，“镣铐的破除者”也许在眨眼间就会变成“镣铐的制作者”。

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可以扪心自问，那尊冷酷的铁王座真的被摧毁了吗？但至少，我们能为建设一个稍微更好的政治秩序付出努力。

只要我们还与他人生活在一起，这种努力就是必要的。

小结

在这一章，我们把对善的思考从个人转向社群，从而进入政治哲学的领域。在对政治哲学的考察中，我们知道了确定公共善好的标准这件事并不比定义个人道德之善更加容易。即使在当代，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权力的产生是来自某个超越人间的神祇的赋予，而是把政治规则的制定与运行看成是一场大型的人类自治游戏，我们仍然对这个游戏规则充满疑问与不满。因为无论是让哲人王、圣人王这样的少数精英根据自己的能力或德性来拟定规则，还是让公众通过缔结契约的方式约定规则，似乎都无法保证这个游戏具有一种普遍的正义。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不仅由于“正义”概念内部所包含着公平与权力的抵牾，更由于政治哲学本身的存在就基于一种没有那么普遍的社群体验，就好像赤道几内亚的民众不会在意他们的政治理念能否通行于北欧国家一样。从目前人类的生存样态来看，世界主义的政治哲学建构尚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我们接下来仍然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民族主义的政治思考中。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当代学界的政治哲学设计开始同时向两个方向发展：在理念上重新返回对“善”的理解，希望重新提出更完满的公共善好的标准；在现实上提倡对社群多元主义的尊重，希望寻求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多维认同。比如，当代自由主义最有力的批评者、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桑德尔教授便认为，多元化是社群主义伦理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其实当我们放下对统一的政治模型的执念时，一个关于公共善好的新视角自然就出现了。在今天，多元化不仅不会破坏过去千百年来我们已经形成的政治文明，反而会让人类的命运比以往任何时刻都联系得更加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