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室坐骑（2）

广为流传的佛陀生平故事是骑马能够快速出逃的最佳例证，并且会让人们想起前文所述的讲求速度和突发事件这两种情况；据我所知，学界以前从未讨论过这一案例。释迦族王子不得不趁天黑迅速逃出王城，以免被父亲和家人扣留。他骑着自己的马儿 犍陟前往森林中寻求正觉。这一场景颇具象征意味，被命名为“大出离”。他渴望放弃城市前往森林，因为他觉得“烦恼丛生”。作为国王的儿子，王子驾驭着战车四处行驶。他看到世间悲伤无常的景象，而父亲则希望让王子周围充满快乐，远离尘世之苦。王子看到了一个遭受年迈之苦的人、一个饱受疾病折磨的人、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和一位脱离尘世的云游僧。面对这些他从前一无所知的景象，他的内心被深深震撼，这正是王子有别于普通人的地方——对后者而言，这些都是稀松平常的事。王子希望借助悟道以摆脱生老病死之苦，于是骑上马逃离了父亲和家人。总而言之，骑马也是王子擅长的事情，但是只有遇到紧急情况且急需以最快的速度出行时，他才会选择骑马；正常情况下，王子则会乘车出行。

在马鸣撰写的《佛所行赞》一书中，清晰地提到了驾车和骑马这两种出行方式的对比，其逻辑与尼阿库斯的文章观点相一致。该书是现存最早的关于佛陀大出离的文献之一。但是，实际情况有些复杂。马鸣生活的时代可追溯至公元1世纪或2世纪，他与贵霜人之间存在关联，后者是来自亚洲腹地的征服者。因此，《佛所行赞》是在佛陀诞生后数百年才著成的，毕竟佛陀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此文献的历史真实性不能确证。一个明显的史实错误就是，王子——即将成佛的悉达多——的父亲净饭王被描述成释迦族唯一的君主。但当时释迦族采用的是共和政体，佛陀的父亲应该只是释迦族武士统治阶层的一员，不是一位大权独揽的国王。不过，这个错误不会影响我们关注的重点，即驾车和骑马的相对地位。但是，还有一个史实错误影响了故事的逻辑，因为它模糊了驾车和骑马之间的显著差异；这个错误很可能是贵霜人造成的。在马鸣有关大出离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骑马和骑兵在战斗中享有更高的声望。在故事的开端，马鸣就描绘了王子跟他的马说话，就像要冲入战斗一般：

“国王曾经多次骑着你在战斗中打败敌人；

此事家喻户晓。

所以，最棒的骏马啊，这次你也要快快地跑，

让我也能逃出生天。”

这段话直接提到国王在战斗中骑马，表明骑马和骑兵作战的用途和地位已经提升了。这验证了我们此前的推测：马鸣与来自亚洲腹地、骑乘马匹、使用骑兵的贵霜人之间存在关联。在此背景下，就大出离这一事件而言，公元1世纪或2世纪的价值观与公元前600年相比会有所不同，那时一位战士如果想快速逃走就必须将尊严抛诸脑后。

根据这段话的记载，国王会亲自骑马上战场，我们可以推测，至少在贵霜这样领土半数在印度西北地区、半数在中亚的王国里，战车武士的伟大时代已经结束了。国王骑马暗示着骑兵战斗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以及战车战斗的衰落。贵霜国王迦腻色伽的一尊无头雕像直观地证明了《佛所行赞》的记述。这尊雕像为骑马装束，国王穿着长袍外衣、宽大的裤子、毛毡靴子和马刺。贵霜时期的硬币上也出现了寒冷气候条件下骑马民族的装束。笈多帝国的统治区域从现在比哈尔邦的巴特纳一直延伸到适合这类衣着的寒冷地区，因而在早期的硬币上也模仿了这种服饰形象。根据这一证据，我认为，如果笈多王朝的皇帝被称作“天下无敌”，那么梵语中所提及的战车必定是一种修辞手法，而不是现实情况。我的结论是，大约至公元1世纪，几波来自亚洲腹地的骑兵军队如塞种人、波罗婆人和贵霜人成功进行了军事入侵，于是战车在战场上逐渐过时。这一结论即使不完全属实，也有迹可循。

这个结论之所以既模糊不清又难以证实，是因为史诗的长期流传让所有战争场面的描绘都带上了情感色彩，不论是铭文、文学、人物形象还是表演艺术，所以才让战车在退出战场后的很长时间里依旧保持着尊贵地位。如贡达在泛泛谈及古代文明时指出，“在一些情况下，贵族几乎处处落后于”骑兵崛起的时代。“出于坚持传统的目的，他们继续将轮式车用于作战、旅行和象征性目的。”在印度，从吠陀经典走向史诗，我们会发现，战车的价值似乎被强化了。霍普金斯指出，除因陀罗乘坐由四匹马牵引的战车以外，吠陀经典中的其他神祇都乘坐由两匹马牵引的战车。《摩诃婆罗多》开篇概述了战争情况，所有的战车都由四匹马牵引。但是，从有关战争的描述中看，似乎每辆战车都仅由两匹马牵引。我们正在讨论的很可能是一种更加过分的夸张性描述，来表现战车的极其尊贵。

倘若将战车视为吠陀时代军队的无上尊贵的核心，我们要问的是：将战象引入这种等级结构之后，是否影响了坐骑等级，使其发展为新的结构？战车之于战象是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