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1）

亚历山大在巴比伦突然过世，由他开创的帝国很快陷入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危机之中，直到最后国际秩序逐渐趋于稳定。由于亚历山大没有安排好继承问题，这个问题就落到将军、地方总督和其他人身上。为了争夺权力，在被称为“继承者”的十几个主要竞争对手间出现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短暂结盟。亚历山大的王室家族成员——包括他的同父异母兄弟腓力三世、母亲奥林匹亚斯、王后波斯人罗克珊娜以及在他死后刚出生的儿子亚历山大四世——都拥有名义上的继承权。最后，这十几个主要对手只剩下3位，即叙利亚国王、埃及国王和马其顿国王。叙利亚和埃及分别被亚历山大的两位将军统治：统治叙利亚的是塞琉古，他在杰赫勒姆河战役中指挥步兵迎战波鲁斯的战象；统治埃及的是托勒密，他是骑兵指挥。统治马其顿的是安提帕特。大象在继承者之间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后来也一直使用，尤其是在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和埃及的托勒密王朝的诸王对抗的过程中。

皮尔·阿尔曼迪在其著作《大象的战争史》中指出，古人战争技艺的大多数方面都充分得益于当时的知识成果，但有关战象的研究却并不多。尤其是从亚历山大到恺撒的三百年中，地中海沿岸国家间的战争几乎没有一场不受到大象的极大影响，阿尔曼迪认为当时对战象的研究匮乏到令人诧异的程度。流传下来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军事战术手册，都是在停止使用战象很久以后才写成的，无法就这个话题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因此，阿尔曼迪分析了流传下来的使用大象作战的资料，这才重构了战象制度。一百多年后，古典主义学者E.C.斯卡拉德对这一领域进行了全新的研究；他的《希腊罗马世界的大象》已成为代表性的著作。这不是一本军事史著作，却记载了众多使用战象作战的描述，以及非军事领域的用象情况。由于这两部著作以及其他少数几部著作，我们才对马其顿人、希腊人、罗马人和迦太基人使用战象的情况有了深入了解。亚历山大对印度战象的兴趣与收集，以及因继承权爆发的激烈战争，推动了战象的使用。在此过程中，大象被证明是有价值的军事资产，它们尤其稀缺且难于获得。战象是军事中的黄金。

菲利普·兰斯的研究表明，阿尔曼迪对希腊战术著作的研究非常到位。他援引6世纪的一位佚名作者［学者们称其为西里阿努］撰写的《战术论》，指出传统战术将军队分为步兵、骑兵、战车和战象四个部分；但在后希腊化时代论述战术的现存文献中，由于专门术语都被弃用，因此后两项均未被讨论。兰斯指出，在后来论述战术的现存著作中，从阿斯克列庇欧多图斯到伊利安再到阿里安，都声称战象和战车在战争中已被淘汰。这些论述战术的现存作品，超越了更早的讨论战象和战车的相关著作，导致那些更早的著作连只言片语都没有保存下来。这太遗憾了，因为更早的著作中会包含战象的宝贵信息。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已经失传的战术著作也指出，军队由四个部分构成。这种做法完全复制了印度人将军队称作“四足兽”的理念。希腊和印度在军事理论上的这种巧合还没有被人注意到。我们如何解释这种巧合呢？传统战术将军队分为四个部分，这必定反映了希腊化时代军队的情况，而且还说明战象和战车都是军队的组成部分。虽然战象和战车在希腊已被淘汰，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依然在中东这个战车的故乡和印度得以保留。例如，根据巴高华的分析，将军队分为四个部分的理论非常符合塞琉古王朝的情况。我认为，希腊战术著作中传统上将军队分为四个部分，不是直接借鉴印度的四军理论，而是如印度那样将战象加入步兵、骑兵、战车三军中。

有关战争的记述显示出杰赫勒姆河战役的巨大影响，也展现了波鲁斯将战象间隔排列、部署在步兵前边的方法。地中海一带的民族在战斗中经常这样部署大象，即在中心、两翼或者同时在两者的前边部署。战象用来打散敌军步兵，在那些不习惯看到大象和嗅到大象气味的马匹中间引起混乱，猛攻野战防线，拆除防御堑壕，在攻城战中持续进攻防御用的城墙。文学修辞中有一种说法：大象可能会被激怒而成为己方的威胁。人们试验过许多防御手段以抵挡大象。其中，用铁'藜可以有效地阻止大象前进或让其丧失行动能力，而相应的反制措施是给大象穿上铠甲。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创新，即在象背上设置一个“塔”或盒，既为象背上的战士提供了掩护，又提供了一个投掷武器的坚固平台。保罗·古科夫斯基已说明，这是希腊化的创新，不是从印度借鉴而来。他的判断很准确：印度人通常是跨骑大象的。这也与我们在史诗中发现的情况相一致。在史诗中，不同于使用武器的技能，骑乘大象是武士必须要学的技能；早期历史遗址——如桑吉寺——的雕塑中便有此种形象。在希腊化地区，古科夫斯基注意到一种可能是亚历山大时代铸造于巴比伦的硬币，意在庆祝杰赫勒姆河战役的胜利，现存3枚。硬币上面描绘了波鲁斯跨骑在大象上，一位象夫手持驭钩坐于象颈，他们正被骑在马背上的亚历山大追击。此时尚未出现象轿。而象背上的塔是一种希腊化的发明。在亚历山大时代，印度和巴比伦无人知晓象塔；但在亚历山大死后的希腊化时代，象塔就变得很常见了。古科夫斯基追溯象塔的发明时间在公元前300至前280年间，并倾向于将此成果归功于皮洛士和他手下的工匠。设置象塔的目的是克服大象快速行进时——用古科夫斯基的话说就是“飞驰”——战士们难以保持平衡的困难。不过，大象不可能真的飞驰，它们行动时必须始终保持3只脚着地。

大多数印度学家认为象轿在早期就存在了，并不知道古科夫斯基的文章。因此，如何发明象轿的问题没有引起关注，充其量只是得到了拙劣的解释；我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能清楚地提出这个问题也是一种收获。

古科夫斯基认为，印度人根据自身需要改造了希腊风格的象塔，将其变成现代的象轿；该过程可能是在塞琉古王国的巴克特里亚总督辖区内完成的。但是，由于没有提供来自当时印度的证据，所以他的理论缺乏佐证，不能证明印度的象轿来源于希腊。而且，他的解读是建立在希腊和马其顿的战士缺乏骑乘大象技能的基础之上的，这一技能在印度一直是军事教育的特有部分；因此印度人似乎没有明显的动力去借用希腊式的象塔。另外，语言学的证据不仅不支持这种借鉴，而且还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研究脉络。

印地语中的“象轿”一词源自阿拉伯语“haudaj”；这意味着该词是在穆斯林入侵印度时或之后相对较晚的时期形成的。同时，这个词在阿拉伯语中最初指代骆驼背上供哈里发或者妇女使用的平台。这意味着，象轿不仅起源要晚得多，还与希腊式象塔的功能有所不同。后者是一个坚固的平台，供不擅长无鞍具骑乘大象的战士使用，而象轿的作用，准确地说是为贵族提供一个尊贵的座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