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象时代

近三千年来，战象是印度和其他地方使用大象的主要方式。战象的理想形式决定了捕捉大象的合适地点以及捕捉行动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圈养大象的体貌特征。正如我们很快会看到的那样，在战象消失后，其他种类大象——如运木象、动物园大象、马戏团大象——的捕捉方式和目标特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战象的最高价值体现在野战和攻城战中，但这样的场合毕竟非常有限。我们已经知道，大象在行军和扎营时还有其他的军事功能。在战争之外，大象也蕴藏着巨大而可见的价值；在和平的游行队伍中，它们可以彰显王国的军事实力。因此，我们的分析不应该严格区分大象的军事功能和“仪式功能”。战象制度支配着这两种情况。

正如斯里兰卡编年史详细展示的那样，在战象时代，最高规格的公共游行是四军队伍，有战象参与其中。因此，这种仪式充分体现了战象理念，朝拜宗教遗物或有其他宗教目的的游行也同样如此，甚至在僧伽罗王朝灭亡后很久，如今的佛牙舍利游行中也仍然存在着战象理念。这一点说明了战象依旧在履行其他功能。在宗教方面，因陀罗是众神之王，亦是诸神的军事统帅，神象首先作为因陀罗的坐骑而出现，标志着战象的发明和标准化；而象头神伽内什是湿婆的儿子，也是排忧解难之神，直到很久以后才出现。由此可以看出，大象的形式和意义从战象转向了其他功能，也从王权转向了宗教。因此，通过关注战象，我们研究的是事物本身，而不是其次要影响；我们接近了问题的核心。

现在，既然有了这些细节作为证据，我们需要回到它们所要支撑的论点上。我的假设一直都是，战象制度让大象在印度乃至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普遍得以留存。这是出于王室利益的考量，而不是出于非暴力理念、自然崇敬或神学上的要求，至少在一开始不是这样。

我并不是想说印度王权在本质上是“绿色环保的”。我们只要思考一下王室狩猎就能理解这一点：在王室狩猎中，除了大象以外，其他大量动物会被驱赶和杀死。塔克伊·布斯坦浮雕刻画了王室狩猎中骑乘大象的人驱赶着野猪，是一个例证；《阿克巴则例》的部分章节也是如此。我们发现大象仅仅用于捕捉和训练，而其他动物不是这样。最后，如比鲁尼在11世纪的记载，在印度，那些包括大象在内的“有用”的动物，它们的肉会被禁止食用。禁止食用牛肉的逻辑可能扩展到了马、骆驼、大象和其他被视为对人类有用的动物身上。《政事论》建议杀象者处以死刑。总的来说，王室对大象的强烈兴趣涉及所有权问题，孔雀王朝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王室对马匹、大象和武器实行垄断。王室的利益及其背后的逻辑非常清晰，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逻辑是否奏效。首先，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在印度，王室的利益指向保护大象，这样做的同时，抑制了王权出现以前的史前时期为获取食物和象牙而猎取大象的古老习俗；同时，它也扭转了早期文明时期国王们使用大象而造成其数量直接减少的趋势。剩下的问题就是，衡量印度王室制度的影响力有多大。

在当时的印度，共和政体与王权政体是竞争性的政治模式。相较于共和政体，王权政体似乎能聚集资源，组织并协调专业工作人员及不同类型的知识，来建设大型工程。野象的捕捉和驯服正是运用了这种出色的能力。捕捉并驯服最为棘手的大象，这项工程规模巨大且十分复杂，让我相信印度王权是发明战象的基础，反过来也让我怀疑，战象是从森林民族的实践中逐渐演变而成的。

王权对环境持续产生着影响。有许多记录显示，早期许多国家的国王对大象有着浓厚的兴趣，表现为大规模的王室狩猎、捕捉、展览、收取贡赋等形式。除了清除森林以增加农业用地外，王室的兴趣增加了野生大象种群的压力；例如，叙利亚大象在当地灭绝可能就是王室狩猎所致。但是，印度战象的发明扭转了这一趋势。重要的是，战象制度不仅仅对野生大象的数量维持产生了积极作用，而且还完全改变了王室早期的兴趣方向。

这个假说看起来不太符合直觉，因为人们会觉得印度为了战争而捕获野象会导致野象的数量减少；另外，由于圈养的战象无法自我繁殖，因此需要持续捕捉大象以补充存量。这就给野象维持种群规模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除了当地对战象有需求以外，印度还要向西部的国家提供很大一部分战象——最早始于旃陀罗笈多·孔雀送给塞琉古的500头大象——这也会导致印度的野象数量减少。同时，托勒密和迦太基捕捉野生非洲象，并没有像我们认为的那样，对印度、南亚和东南亚当地大象的数量产生有益的影响。实际上，正是托勒密王朝在非洲捕象，导致了当地野象的灭绝，无论这是主要原因还是次要原因。但是，如我们所见，托勒密王朝至少尝试向食用大象的森林民族提供补助，试图让他们放弃捕杀野象，希望建立一种保护野象的制度。然而，他们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托勒密王朝统治下埃及内陆地区的政治管理制度并不完善；国王们既不能持续控制野象栖息的区域，也没有维持足够长的统治时间——这与南亚和东南亚的情况相反。

捕捉野象确实增加了大象维持种群数量的压力；但是，印度的国王们也通过保护野象种群免受森林民族和其他人群猎杀食用来减轻这种压力，甚至完全改变了王室早先的做法。总的来说，这些做法对南亚和东南亚大象种群的最终影响是积极的。只需看看大象在中国的退却，就能理解这种逆转在印度王权模式下的南亚和东南亚有多重要。东南亚的人口密度远低于印度和中国——可能仅为后者的10，这样一来，即便不考虑战象制度的影响，东南亚大象种群数量也会更为庞大。

大象种群的地理分布是检验该假说的另一个考量因素。我们已经看到了亚洲象现在和以前的分布地图。可以想象，大象在分布区域两端最偏远的地方种群最稀少，而在中心地区最稠密。大象的灭绝可能始于分布区域的两端，也就是叙利亚和中国，而位于中心区域的南亚和东南亚有着数量最多的野象。事实就是如此。因此，大象在南亚和东南亚留存的原因在于其位于该物种分布的地理中心。

毫无疑问，总体而言这是正确的。但一旦深入细节，我一直试图阐述的情况就变得显而易见了。中国的情况最能说明问题，这些原因很好地解释了大象为什么从其分布的最北端退却，但是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华南地区的大象也几乎完全消失了。那里有类似于南亚和东南亚的季风森林可供大象繁衍生息。华南地区的一些地名暗示这里曾经分布着大量的野象。毕夏普列举了中国南方与大象有关的地名。中国秦朝伟大的统一者秦始皇将帝国最南端的辖区命名为“象郡”。在汉朝的统治下，广西南部被称为“象郡”。四川有“大象关”和“小象关”，云南有“象脖子”，广州附近有“象山”，这些全都位于华南。中国的君王有意清除掉大象，把北方的模式强加于南方。中国人拒绝战象制度并没有拯救野象，恰恰相反，这导致了大象不可避免地退却。

要证实我所提出的假设，总体困难在于，尽管我们可以阐明政策的选择、制度及其发展方向的逻辑，但很难将大象的数量与这种趋势联系起来。我们能做的就是逆向推理——从结果推论出原因，从影响推断出强度。在此问题上，《政事论》、《阿克巴则例》及与莫卧儿帝国有关的资料能够帮助我们。这些资料表明，在近两千年的战象史上，大象的活动范围基本保持不变。不过，《大象问题工作组报告》却显示，大约在1800年以后，随着英国人到来并统治印度绝大部分地区，猎象成为一种运动，人口数量暴增，土地伦理也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这些都导致大象的分布范围缩小，种群数量也急剧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