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白金汉退场（3）
查理颁布了一项禁令，禁止布道和公开讨论预定论教义，随后指控了阿明尼乌教义。不过，查理颁布禁令只是因为担心讨论会扰乱公共秩序。有人认为，如果努力工作对拯救灵魂毫无价值的话，那不如随心所欲地生活。查理在意的是信仰实践而不是宗教理论。正如他的一位司铎所说，“虔信即礼仪”。
与加尔文宗的布道不同，查理重视固定姿势，跪或站。教堂也逐渐被重新布置。木质的圣餐桌原来一直放在教堂中央，供教区居民举行主晚餐，现在圣餐桌慢慢地被布置得如祭坛一般，摆在东向的窗下，由护栏围着以营造敬畏感。彩绘玻璃取代透明的窗玻璃，以提供有价值的宗教训诫。在牛津林肯学院教堂新绘的东窗上，基督的脸换成了查理的脸：提示人们他是上帝在尘世的化身。詹姆士一世用语言推崇君权神授，查理则诉诸视觉效果。
有些教区居民欢迎这些改变。圣餐桌用护栏围起来，就不会有人把帽子放在上面，这让他们松了一口气。他们也喜欢教堂的精美装饰和新的宗教仪式。然而，其他人担心用类似天主教的祭坛取代新教圣餐桌，只是将桌子用作祭坛的第一步，而且教堂里所有图画都是偶像崇拜。清教徒愤怒地反对“华美的图画，巴巴罗斯式的法衣，点燃过量的蜡烛，尤其是用各式音乐亵渎这两种圣礼——这些都是俗气的诱惑和诱饵”。
当查理试图强行统一宗教仪式时，那些更加活跃地反对查理改造措施的清教徒在教会法庭受到了惩罚。虔信的“爱国派”贵族中庇护清教徒的人，为了对抗查理，密谋利用美洲殖民地作为反抗运动的基地。不管怎样，目前清教徒及其盟友都把议会作为运动的舞台——宗教问题成为1629年1月议会重新召开时第一场论辩的焦点。
自伊丽莎白统治以来，下院对日益增长的教皇主义有很多不满。不过据说，议员们对英国国教应该具备什么特质，从来没有达成一致。大多数议员希望保留教会的加尔文宗特质；有些人则积极支持查理鼓励的新教崇拜仪式；还有少数激进的议员想推进加尔文宗改革，从而废除主教制。最后，因内斗而筋疲力尽的议员们又回到了至关重要的关税问题上。
过去的两百年中，吨税和磅税是国王终身享有的税收。只有查理被拒绝享有这一权利。“爱国派”希望继续剥夺查理的这一权利，以便让他在财政上更加依赖议会。国王的支持者则担心这样下去王权会被架空，他们现在也有了名号——“保王党”。议员之间的分歧形成了对立党派，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发展趋势——下院现场的激烈争辩，随时可能一触即发。
1629年3月1日，9名“爱国派”议员在伦敦桥西边的三吊车酒馆的桥牌室聚会。他们确信查理准备解散议会，这次可能要永久解散。五官深刻的29岁议员邓齐尔·霍利斯对同人说，身为议员，有责任让选民相信“我们不会像散养在外的羊，而要向世人证明我们关心他们的安全”。其他人表示赞同。
翌日早晨，议会召开，9名议员准备实施计划。
在宗教改革前，下院议事厅原本用作王室的小教堂。议员们坐在古老的唱诗班的隔间，改革后的议事厅增加了一圈马蹄形楼座，仿若一个剧场。小教堂哥特式高窗下是中心舞台，站在那儿的是议长约翰·芬奇爵士。40多岁的他是公认的“好议长”和“老好人”。查理命令芬奇将议会休会8天，如此一来，他可以在休会期间就国王的特权税达成幕后交易。查理并不像那9名议员担心的那样准备解散议会。但是，芬奇刚要宣布休会，他的声音就被叫喊声盖住了。他刚想起身，霍利斯和另一名议员就抓住他，强迫他坐在椅子里。下院的大门被砰地关上，还上了锁。
爱国派和保王党朝彼此扔锤子，霍利斯在这时高喊出下院的决议，任何支持“宗教革新”，提议征收吨税和磅税，交纳这两种税的人，都应被斥为“王国和公共利益的大敌”。
这届议会在混乱中结束了。查理决意此时必须解散议会。在上院的一次发言中，他描述了对过去一年发生事件的理解。他看到少数激进议员操控议程，试图“让我们的政府名誉扫地，结果一切事务都被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笼罩”。第一步，他们攻击白金汉公爵是“谗臣”。第二步，白金汉公爵遇刺身亡后不久，他们暗示和鼓动“无厘头的恐慌……目的是遮蔽我们人民的美好情感”。现在看来，“这些议员打击的目标显然不单单是公爵”。白金汉公爵只是他们向王权发起攻击的一只替罪羊。“毫无疑问，”查理说，“我们应该寻求光荣、公正的途径，稳固我们的事业，捍卫我们至高无上的权力，保全上帝交到我们手里的权威。”
都铎王朝通过恐吓、棘手的妥协和甜言蜜语来运作议会。对查理而言，调动民众的情绪带有民粹主义色彩。他的敌人们利用这种伎俩促涨“新的无缘无故的恐慌”，让他的人民与他作对。他发现自己很难体察民众的情感和动机，所以，他没有信心能像都铎诸君主那样控制他的议员们。他可以理解等级制度塑造出来的君臣关系，但也同时强烈地感受到那些质疑他权威的人对他构成了严峻威胁。不幸的是，他的质疑者们同样感到了威胁，从而加剧了违逆情绪。
实行无议会统治，现已事关王室政策。然而，没有议会，查理便无力在三十年战争中进一步发挥影响力。英格兰是时候退出欧洲了，也是时候与法国谈和了，如果可能的话，也是时候与西班牙谈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