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谢夫勒斯夫人归来（2）
风帆战列舰中有11艘战船是用这笔船税建造的，其中的“海洋主权”号装备了102门黄铜大炮，是当时世界上武装最完备的战船。正如查理预料的，皇家海军是不列颠未来攫取财富和权势的关键。不过，传统上船税只在战时向沿海地区征收，然而查理却在和平时期征收，而且在没有议会监督的情况下，将征收范围扩大至内陆地区。实际上，有了这笔钱，查理可以彻底绕过议会治理国家。船税被视为对财产权和“臣民自由”的威胁，有些反对者拒绝纳税。
查理想抓一个屡次拒不纳税的典型：沃里克美洲殖民圈的成员之一约翰·汉普登。以前的所谓“爱国派”，非常希望案子呈交法庭时，法庭会判和平时期征收船税为非法。1637年11月，法官把案子呈给国王。当时，有人说查理“比法国国王和托斯卡纳大公更加专制独裁”。
然而，约翰·汉普登被众人视为英雄，查理的未来岌岌可危。即将动身离开英格兰的威尼斯大使认为，查理“要是没有遭遇动乱，那就是万幸”。他不仅提到“人民的自由受损”，还提到查理的宗教改革。这场宗教改革由查理1633年任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劳德带头在英格兰推行。
威廉·劳德是一个有使命感却不够老练的教士，社会地位比威廉·劳德高的人说他是“又矮又小的红脸人”，“出身卑微，接受了大学教育”。劳德是雷丁衣料商的儿子，私下是一个温和的学者，宠爱他的猫，有一本记梦录，其中提到他梦见与已故的白金汉公爵有一场色情邂逅。但是，在公开场合，他“傲慢自大”，“机智犀利得令人不悦”，是一个“不能心平气和地与之论道”的人。他不喜欢与女人相处，培植露西·卡莱尔的努力也落空了。但是，查理确实对他言听计从。
查理为劳德安排的世俗职位是枢密院大臣，这赋予了大主教更大的政治权力。自亨利八世以来，英格兰还没有哪一位神职人员拥有如此之大的权力。劳德对沃尔西红衣主教煊赫的生活方式不感兴趣。他衣着端庄，嘲笑那些追求优渥生活的神职人员，自诩为“教会凯旋者”，即已经抵达天堂的人。不过，他真心希望英国国教能恢复英格兰教会改革之前的某些地位。为此，他试图恢复作为社会公共机构的教会所拥有的财产，这意味着归还教会某些已失去的土地。土地意味着权力，而劳德相信英国国教不仅可以为国王提供来自教会的政治支持，它还可以是一种为“善”服务的权力。
劳德想根除社会的腐败堕落，这必须从根除教士的堕落开始。劳德很愿意利用教会的高等宗教事务委员会来对付主教和初级神职人员。他也对有钱有势的乡绅阶层下手，引发了更多的争议。扶助弱小是基督教的责任，劳德在这一精神的指引下，向星室法庭起诉乡绅在饥荒时囤积粮食牟取暴利，起诉他们圈出原本供穷人喂养牲畜的公共土地。教区也鼓励神职人员站出来向大地主争取公共利益。不过，乡绅在当地社区中的传统角色依然受到保护。射箭和跳舞这类“合法娱乐”通常由当地的大地主赞助在周日举行，这类活动有助于密切社区联系，而这正是查理希望培育的，因此他当着极力反对这些娱乐的清教徒的面，准许继续举行这类活动。
清教徒还想革新信奉新教的乡民的道德，旨在将英格兰改造成另一个耶路撒冷，这意味着督促新教徒严守安息日，反对新的宗教仪式。查理想采取措施建立一个更加顺从的社会，而新的宗教仪式正是这些措施的关键。劳德毫不留情地镇压了异见，审查新闻出版界，并利用高等宗教事务委员会和星室法庭逼迫清教徒让步。即使如此，劳德对这些捣乱分子的惩罚力度，远远不及亨利八世对宗教改革反对者的惩罚力度。没有人未经审判就被处决，没有人在囚室饿死，没有人被活活烧死。不过，也有罚款、监禁和可怕的体罚，比如割掉男人们的双耳。
清教徒陆陆续续地逃往海外，进入新英格兰殖民地，他们希望他们的社区可以如虔信的灯塔，如“山巅之城”，成为故乡精神上的榜样。与此同时，国内民众都目睹了清教徒所遭受的折磨。有些人站出来反对，主要是因为同情清教徒的宗教信仰。有些人更加担心查理绕过议会进行统治，背后又有劳德在布道坛上提供支持。据说信奉天主教的王后亨丽埃塔·玛丽亚对查理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加，很多人对此感到担忧。
1625年，查理禁止臣民进入亨丽埃塔·玛丽亚的礼拜堂。不过，亨丽埃塔·玛丽亚现在又有了一个华丽的新礼拜堂，1635年12月启用时，教堂举办了三天的庆祝活动，吸引了许多非天主教徒。查理甚至捐赠了一幅鲁本斯画的耶稣受难图。从此之后，在出于好奇而参加天主教弥撒的平民中，产生了不少皈依者。同时，亨丽埃塔·玛丽亚宫中那些衣着简朴的方济各会教士促成了大量皈依，尤其是她的女侍臣。
在清教徒看来，幕后指使查理改革宗教政策的是他的王后，天主教阴谋把英国彻底变成罗马暴政，而阴谋的一部分就包括查理推行的新宗教政策。“到了晚上，普通女人都可以说服丈夫给她们买新长袍”，难道亨丽埃塔·玛丽亚就不能“通过夜里的谈话，让国王倾向天主教？”实际上，查理对皈依天主教的现象感到震惊，于是采取威逼利诱的方式鼓励反向皈依——从天主教改信英国国教。他强行向拒绝参加英国国教宗教仪式的人征收罚金，同时继续推行宗教改革，他相信当新教仪式像天主教仪式一样变得庄重起来时，那时候他就可以“像摔跤手对付对手那样对付教皇，把他高高举起，重重摔下”。
伊丽莎白一世的《三十九条信纲》保留了英国国教信条的关键宣言，查理并没有修改《三十九条信纲》的念头。威尼斯大使注意到，人们焦虑的是，查理和劳德越美化英国国教的礼拜仪式，“清教徒就越固守他们信仰的纯粹性，更糟的是，还有许多新教徒对新制度感到震惊，他们担心自己堕落成天主教徒，因而变成了清教徒”。
好在，时间站在了查理这一边。查理还年轻，又有了多位继承人。面对改革的反对者，他没有却步，而是扩大改革范围，决定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完成三个王国的宗教统一。1637年7月，为促使苏格兰教会与英格兰教会成为更密切的联盟，他将一部新的祈祷书介绍到苏格兰。不料，此举却释放出令他惊悚的力量。
常有人说，内战中，查理遭遇的首次打击是一个女人扔了一张凳子，这话也不无道理。1637年7月23日，爱丁堡的圣吉尔斯大教堂的教长诵读新祈祷书的祷文时，一排坐在会众前面折叠凳上的妇女开始拍手大声喊叫。她们叫他撒旦的后裔，而坐在教长旁边肥壮的爱丁堡主教，则被蔑称为“饕餮之徒”。就在教长继续诵读祷文之时，凳子扔了过来。他成功躲开了，但第二次阻挡攻击时被击中了，“他的长袍撕破了，祈祷书被抢走了，身上也被打肿了，很是可怜”。肥胖的主教逃到街上，一群妇女在身后一边追一边骂，朝他扔泥巴，威胁要割断他的喉咙。
扔凳子是一次有预谋的抗议，组织人是苏格兰教会里信仰最坚定的长老会牧师，此外也有一些大贵族，他们怨恨主教日益扩大的世俗权力，担心返还教会土地会牺牲他们的利益。尽管如此，暴乱中爱丁堡妇女表达的激愤之情是真实的，不是人为煽动的。查理低估了朴素的加尔文宗教义与苏格兰民族认同乃至个人身份认同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他唯一一次以国王身份访问爱丁堡，是在1633年举行加冕典礼之时，然而，加冕礼上摆满的蜡烛和十字架，护栏圈起来的圣餐桌和穿白色法衣的主教们，这些已经冒犯了许多苏格兰人。
查理开始逐步剥夺令他感到棘手的贵族的高级官职，转而将高级官职授予乖顺的律师和知恩图报的主教，苏格兰民众于是开始猜测这位英格兰的外来者接下来会给苏格兰带来什么。
然后，他们等来了苏格兰祈祷书。
祈祷书由苏格兰主教委员会起草，经苏格兰枢密院审查。但是，祈祷书仅凭王室特权推行，并没有咨询苏格兰议会，也没有就近召开苏格兰国教会代表大会进行讨论。现在，苏格兰人普遍认为它甚至比英格兰的祈祷书更具“教皇制”色彩，而英格兰的祈祷书早已为苏格兰人所不齿。最引人注意的是，这版祈祷书省略了否认基督与圣餐同体的信条——这一条正是路德宗教义与加尔文宗教义最本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