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最可怕的事”（1）
岳母已经到了，一场风暴的来临，预示着她即将抵达英格兰海岸。伦敦人把1638年10月的这场大风称为“王后母亲的天气”。下船后，玛丽·德·美第奇“服药并上床休息，缓解海上航行带来的不适”。此时，亨丽埃塔·玛丽亚正在宫中焦急地等待母亲的到来。玛丽亚常常告诫她的小女儿们要顺从，用她带着托斯卡纳口音的法语，要求她们“乖巧听话”。虽然严于律己，但亨丽埃塔·玛丽亚仍像一个想取悦母亲的孩子。
达官显贵们组织了一场迎接玛丽到访伦敦的国事活动，活动的规模与玛丽的“三王之母”地位相称，她是法王路易十三的母亲，是西班牙的腓力四世和不列颠的查理一世的岳母。查理的廷臣护送她至齐普赛街，随行的有她自己的6驾马车，以及70匹马和160名扈从，还有教士、侏儒、狗和贵族。围观人群希望至少能一睹王后母亲的风采。她年轻时，是鲁本斯理想中美的化身，有着丰满的曲线和栗金色长发。即便是现在，她凹凸有致的身材还能让人联想到巴洛克教堂里绘着的仪表堂堂的圣徒和天使，他们在翻涌的大理石浪涛中奔向天堂——实际上，她几乎就是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化身。亨丽埃塔·玛丽亚带着她的五个孩子迎候母亲，全然不顾有孕在身，匍匐在玛丽的脚下。
尽管玛丽下榻的圣詹姆士宫已经准备妥当，但是亨丽埃塔·玛丽亚仍然监督改造升级了她母亲卧室与天主教礼拜堂之间的一条通道。玛丽对此表示出了“超乎寻常的满意”，并表示“她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在曾经遭受迫害的王国里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亨丽埃塔·玛丽亚很好地完成了她离开法国时母亲给的书面指示。
查理每天都去看望玛丽，表现得十分慷慨。 11月5日，他签署授权令，给玛丽提供一份每天100英镑的津贴。不过，他中断了廷臣的年金。查理需要用这笔钱去对付苏格兰人。
同月，苏格兰国教会代表大会正式对国民誓约派表示支持，谴责苏格兰新祈祷书带有教皇制色彩，并宣布主教制违法。这意味着挑战查理统御三个王国的权威，因为一旦主教制在苏格兰被视作“违法”，就会有人提出它在英格兰和爱尔兰也是违法的。国王在宗教上的至高地位，赋予他制定宗教政策的权利，然而这一权利受到了威胁，也就意味着他的世俗权力会受到威胁。国民誓约派的先锋，如苏格兰高地的领袖，即第八代阿尔盖尔伯爵阿奇博尔德·坎贝尔，正在通过苏格兰议会推行改革，以解除查理的“特权”，使定期召集议会制度化，剥夺查理对立法的否决权——如此他们自己便可以不经王室同意制定法律，其中包括废除主教制。查理与他父亲一样，相信主教制早在基督教最初时期就已确立，是君主制的支柱。
查理察觉到，“这些人的目的并不像他们假装和宣传的那样是为了宗教，而是要动摇整个君主统治，诋毁合法传给我们而不是他们的王权”。至于他们“该死的盟约”：一旦“生效，我在苏格兰的权力就会连威尼斯公爵都不如，我宁死也不接受”。
范戴克已经开始为查理绘制其身为军事领袖的肖像画。有几幅画里的查理全身戎装地站着，一只手搭在一副头盔上。有一幅画的原作遗失了，现存的一组复本同样展现了一身戎装的查理，但在这些画中，查理一只手搭在了一个透明球体上。画作的灵感来自查理收藏的提香作品——《婚姻的寓言》，画中一个女人拿着一个透明的球体，球体象征着人类幸福的脆弱易碎。通常，球体被用来象征尘世的权力，加冕王冠上沉重的小金球象征着君主的权力。然而，查理手下这枚象征权力的小球如玻璃一般易碎，如泡沫一般转瞬即逝。
1639年1月3日，36岁的约克郡西区的郡军事总长助理亨利·斯林斯比爵士前往布拉默姆荒原观看轻骑兵实战训练。他捐了两匹马，用于国王与苏格兰即将到来的战争。但当他看到自己的马被训练时，并没有感到自豪。他在日记中写道，“在这个长久没有枪声和战鼓的和平时代，这些景象对这个国家来说简直是怪得不能再怪了”，英格兰人被迫与同胞和同是国王的子民作战，这是“最可怕的事”，这就好比仰望天空中“一大群鸟……与另一群鸟相互撕咬”。
即将到来的冲突对查理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国王的存在就是保证和平、繁荣和公正，为全体国民治国，超越狭隘的派系利益之争。在宫廷上演的假面剧中，他承诺要确保四方和谐。然而，这些反叛却宣告了王政的失败。100年前，1536年，在另一场由宗教引发的反叛过后，亨利八世修改了他的后事安排，安葬地点由原计划的威斯敏斯特修道院改为温莎的圣乔治教堂。他这样做是为了与玫瑰战争的主要参加者葬在一起，为了后世能将他描述为弥合两个敌对的王室家族之间矛盾的化身，而且他宣称自己是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共同的继承人。从亨利八世此举可以看出，在面对由他开启的新的分裂时他内心受到了创伤。这场苏格兰的反叛也对查理的自尊心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即便他打败了苏格兰叛军，他也痛惜“这样一来，我自己的子民都要毁于一时”。然而，一场双方都不想打的战争即将降临在他们身上。
为了支付军饷，国民誓约派开始征税，远超查理对苏格兰臣民的征收范围。身经百战的苏格兰老兵被从欧洲召回，荷兰和瑞典允许苏格兰商人购买武器并运输回国。国民誓约派还在英格兰寻求加尔文宗教友的支持。在英格兰愿意并有实力支持国民誓约派的人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沃里克伯爵罗伯特·里奇，还有和他交好的殖民贵族及其盟友。如果暗中与苏格兰叛军来往的事情败露，他们就计划将清教新英格兰作为避难所。他们正在康涅狄格河河口加固一座城堡，以防万一要抵御王室的进攻。
与此同时，在伦敦，谢夫勒斯夫人和玛丽·德·美第奇在劝告亨丽埃塔·玛丽亚联合西班牙对抗路易十三对英格兰有好处。报告此事的第一个人是露西·卡莱尔，她“听到王后强有力地劝说国王，诸如此类的劝说定会立即导致我们与法国交恶”。法国大使十分担忧，他鼓动路易“煽动苏格兰的战争”，反正查理已经认为路易正在煽动叛乱了。瑞典、荷兰联合法国一起站在了国民誓约派一边，王后，可能还有国王，则站在西班牙一边，苏格兰反叛将三十年战争的危险带进了英格兰。这场战争已经不是天主教与新教的争斗，而是为日后苏格兰践行的新教教义而战——苏格兰践行的新教教义最终也在英格兰得到了实践。
在如此紧张的氛围中，1639年1月20日，亨丽埃塔·玛丽亚在怀特霍尔宫诞下一个女婴。这个女婴名叫凯瑟琳，虽然只活了几个小时，获得的爱却不比其他孩子少。正如今天的父母纪念夭折的孩子一样，国王和王后也委托艺术家写作挽歌和诗歌纪念凯瑟琳。几天后，心神不宁的查理离开了正在伤心的妻子的卧室，召集战争委员会。只待道路干燥，能够通过大量的马匹和重型装备，战役就会打响。查理打算率军亲征，亨丽埃塔·玛丽亚努力从丧女之痛中振作起来，尽其所能地为战争筹款。她在英格兰天主教徒中发起了筹款活动，在她的府邸每周组织一次斋戒，并要求全体天主教徒一致效仿，借此证明英格兰天主教社群从道德和实践层面支持国王镇压反叛。然而，在宫廷之外的地方，英格兰的天主教徒惊恐地发现自己成了众矢之的。
无论哈布斯堡家族在欧洲的势力有多强大，英格兰的天主教徒在本土始终都是一个弱小的少数派，四面楚歌。他们能幸存下来，是因为一直以来以低姿态与新教邻居们相处融洽。筹款和斋戒让他们高调了起来，导致人们怀疑天主教徒会从镇压苏格兰加尔文教徒的反叛中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