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审判斯特拉福德（2）

斯特拉福德微笑地看着这一切，他知道他现在有可能得救了。包厢里的查理则笑出了声。然而，他们的胜利转瞬即逝。

斯特拉福德的敌人已经找到了解决审判难题的方法。在门前的混乱中，布鲁克勋爵的姐夫亚瑟·赫西里奇爵士走向下院。他的口袋里装着一份白色纸卷，上面是重新起草的对斯特拉福德的指控，原先的指控被改为剥夺权利法案。新指控就是要取消对斯特拉福德做进一步听证。审判虽然不利于斯特拉福德的敌人们，但他现在可以直接被判有罪，并接受《议会法案》的谴责。一名下院议员菲利普·斯塔皮尔顿爵士当天下午才向下院介绍了这一法案。

然而，剥夺公民权利并不可以被用于起诉任何遵守普通法的公民，所以，有些议员认为这是可怕的“依法谋杀”。斯特拉福德一方还有时间。反苏格兰和反秘密政治团体的情绪正在酝酿，尤其是在苏格兰要求英格兰废除主教制问题上。多数英格兰人都希望“由英格兰人自己制定法律，用不着苏格兰人指手画脚”，他们祈祷“上帝保佑教会免受苏格兰长老会的伤害”。

查理致信斯特拉福德，安抚他道：“我以国王之言向你保证，你的生命、财产和荣誉都不会蒙受损失。”这“就是正义，也是主人所能给予一位忠诚能干的仆人最吝啬的奖励”。国王在信后的落款是“你一如既往的、忠诚的查理”。

查理希望能争取秘密政治团体内部温和派的支持，找到折中方案，保住斯特拉福德的性命。亨丽埃塔·玛丽亚在霍兰的劝说下，也积极施以援手，不仅因为她本人的安全受到来自秘密政治团体内激进分子的威胁，而且她也有责任保护受到威胁的天主教臣民。在一封未出版的致黎塞留的信中，她向黎塞留推荐一名被驱逐的天主教徒，她形容说，“一场暴风雨降临在这片土地上的天主教徒身上”。王后的传统职责之一就是充当调解人。亨丽埃塔·玛丽亚抓住机会发挥调解人的作用。几年后，当她已身在法国时，夸张地描述了她与最“凶狠”的反对派成员的夜会——她说的是皮姆。王后与皮姆在通往某位侍女房间的楼梯角会面，他们举着火把，脸上泛着火把的光。

皮姆不只是密会王后，他还见到了国王。查理向秘密政治团体成员许以高级官职，作为交换，议会应保证王室充足的岁入以换取他的征税权，应保留英格兰的主教制，还应保证斯特拉福德的人身安全。秘密政治团体温和派打算接受这些条件。不幸的是，有些人与苏格兰人的意见一致，认为唯一能确保斯特拉福德不会东山再起的方法，就是砍掉他的头。正如埃塞克斯所说，“只有死人才没有同伴”。

14岁的奥兰治王子威廉抵达伦敦，本应接受举国欢庆。他是英勇反抗西班牙哈布斯堡统治的荷兰军队代表，也是拥有“长公主”封号的玛丽的新郎。据报道，威廉带来了价值2.3万英镑的礼物，还有一大笔黄金。如此慷慨的礼物，引起了秘密政治团体强硬派的担忧，查理很可能会用这笔钱支付士兵的欠饷。有谣言说，心怀不满的军官们正在筹划一个保王阴谋。如果议会此时休会去准备婚礼庆典，那么军方有可能让议会再也无法召开。

4月21日，“随时听命于”强硬派“发出警告”的一万名群众突然冲向威斯敏斯特。伦敦民兵的三名军官提交了一份两万人签名的请愿书，请愿书呼吁处死斯特拉福德。暴民堵在大门口，下院通过了针对斯特拉福德的剥夺权利法案，并将其呈交上院。斯特拉福德请求宽恕，希望“回到自己的私宅，处理家务事，教育子女”。然而，他也说道，如果不能退隐，如果“万一我死于这些证据，那么，我宁愿当受难者，也不愿当审判我的法官”。

4月26日，上院通过了剥夺权利法案的第一次宣读。同时，军官们发表了一份新请愿书，控诉“某些居心叵测的人”利用暴民，武力恐吓议会和威胁国王。一位外交官紧张地说：“每个人都担心，如果不小心翼翼地扑灭分歧的火苗，这些分歧最终可能引发可怕的内战。”

5月1日，再一次尝试接触强硬派失败后，查理前往议会亲自介入这场决定斯特拉福德命运的论辩。

查理再一次寻求妥协。他承认斯特拉福德有轻微过失，应该接受惩罚，但并不承认他犯了叛国罪。查理还说，国王直接对上帝负责，给一个无辜的人签署死刑令，是深重的罪恶。他对上院说：“我希望你们能够知道，良知是脆弱的，但是，任何恐吓或尊敬都不能使我违背良知。”随后，他发出警告：不会解散爱尔兰军队，除非苏格兰人离开英格兰。这一声明说明他或许已经在英格兰调度爱尔兰军队了。一位下院议员记录说，国王的发言“令我们震惊”。或许，这正是查理的目的。他在表明自己的立场。

第二天是玛丽公主的婚礼。伦敦沉浸在可怕的气氛中，查理暗自做了一个“极端的决定”：用婚礼庆典掩护斯特拉福德逃出伦敦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