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减肥成功就能重获新生吗？（1）

我的丈夫萨姆是一个英国人。我们在北京相遇，用你能想到的最可能的方式，两个害羞的人相爱了。我们供职于同一家出版单位，工位仅有两个办公桌之隔。上班期间，我们在聊天软件上“暗送秋波”、互相暧昧，但私底下却从不进行任何眼神交流。我深深地为他着迷，因为面对他，我第一次感受到，原来和他人相处时，我也能卸下身上所有的防备，全然放松下来。他就是我的“真命天子”。在面对面“会晤”之后，我们一起搬到了澳大利亚。后来，我们结了婚，搬到了伦敦北部伊斯灵顿的一套小公寓里。

在北京，当地人对你有什么评价，总是直言不讳。我花了近3年的时间来适应这种直来直往的表达方式。茶馆老板觉得我太过丰腴，相反我的房东太太却认为我过于苗条。但他们，包括路边卖水果的小贩都有一个共识——觉得我热水喝得不够多。

他们总是好奇我当杂志编辑一年能挣多少钱，或者为什么我总喜欢趿拉着人字拖在外边晃悠。因为北京是个大城市，穿着人字拖外出显得不太庄重；路边偶尔也会脏乱，人字拖显然保护不了我干净的脚丫。又或者，他们会关心我为什么看起来如此憔悴。

这些花样百出、偶尔还涉及我隐私的问题当然给我带来了不少困扰，但至少有一点支撑着我内心的平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清楚地知道我身在何处。

离开了存在语言壁垒的北京，我天真地以为在英国这个没有语言障碍的国家里，一定能够生活得如鱼得水、自由畅快。再加上有几个老朋友和萨姆相伴，我感觉我的生活就要起飞了。在中国度过混乱的3年之后，我对伦敦尤为敬畏：满目皆是沁人的绿意，街边的队伍井然有序，马桶都带着座圈，以及塞恩斯伯里超市里摆着各种各样的巧克力棒和薯片……这一切无不让我欢呼雀跃。我不自觉地想张开双臂，徜徉在伦敦的街头，大口呼吸我所热爱的空气。我多么希望，伦敦能像我爱她那样爱我。

但是，伦敦不仅没有回应我的爱，反而派了一个伦敦人偷走了我的钱包和签证，从而剥夺了我在英国工作的权利。伦敦用一种毫无善意并且咄咄逼人的方式对我进行了惩罚，没有签证，意味着我不能离开这个国家。她囚禁了我，剥夺了我工作的机会，这是多么残忍。

然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在火车上，我挪开了我的行李让一个女人经过，她对此表示很感激。我几乎可以肯定她的潜台词是“你做得太对了”。但当一个男人在自动扶梯上从我身边挤过，并说出“请问，我可以……？”时，我简直要哭出来了。因为，人们在询问我是否想做某事，就像那位扶梯上的男人想借道时，我总是无法听出他们的语气：他是在命令我吗？或是给了我一个建议？还是其实是在挖苦我？

那不如交些朋友吧！然而事实却是，即便在最容易的地方，我也很难交到新朋友，更不用说在伦敦了。伦敦人在公共场合尤其喜欢独处。起初这让人很自在，可以一个人静静待着做自己的事儿，没有人上来叨扰，多幸福。这种幸福感一直持续到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摔倒在伦敦人来人往的街道上。为了缓解尴尬，不让路过的人担心，我嘴里下意识地念叨着“还好还好，没多大事儿”。但没想到的是，我躺在地上如此无助，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扶我！至今回想起这一幕，我仍然觉得历历在目。这些人啊，简直比我还内向！

因为没签证，不能工作，所以我拥有了大把可支配的自由时间，然后追完了“英国文化最伟大的发明”——大型真人秀节目《与我共进大餐》。我发现，大多数英国宴会都会以一个水煮梨收尾，而且每个人都会在私下说老板的坏话，这个发现让我莫名有些开心。

几个月后，我拿回了签证。签证一到手，我就完成了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在一家营销机构找到了一份专门给某个鞋类品牌撰写文案的工作。我的工作内容是写攻略，告诉大家在什么天气该穿什么样的鞋。可笑的是，大多数人7岁时就已经熟练掌握了这项技能。

不知不觉间，我和萨姆已经在伦敦待了好几年。在这几年间，我所有在伦敦的朋友都相继离开了。我大学最好的朋友雷切尔搬到了巴黎，来自中国的好朋友埃莉搬回了北京，我的英国同事都散居在乡下或郊区。我对伦敦这座城市感到愈发陌生，置身其中，我仿佛成了一座孤岛。街道日渐熟悉，但每天我目之所及的都是陌生人的面孔。于是，我逐渐沉迷工作，把自己埋在实时更新的帖子中，钻进一场场冗长的客户会议里，躲进品牌方琳琅满目的鞋堆里。

故事的转折点发生在一个夜晚。那晚是公司的表彰大会，老板们要选择一个经常在办公室度过周末、留在公司时间最长的员工，为其颁发大奖，并美其名曰“午夜加班奖”。他们宣称，这个人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然后他们拆开了信封，叫出了我的名字。

当时，我还没彻底反应过来，只能傻愣愣地走向那个临时搭建的颁奖台。有许多男同事拍了拍我的后背，开玩笑地“祝贺”我，“嘲笑”我没有私人生活。我咬咬牙，在脸上挤出一个微笑，接受了这个奖项。

我把上面刻着我名字的奖杯带回了家，它就像佛罗多的魔戒一样，变成了一件被诅咒的器物，只是它没有那么强大和闪亮，看起来也更加笨重。它时刻提醒着我，我是一个失败者——因为我对工作、生活毫无热忱，完全提不起兴趣。我希望成为自己敬佩的那种人——敢于冒险，勇于尝试新鲜事物，面对重大问题能深思熟虑而不是做简单的选择题。我离这样的要求还相差甚远。

就像佛罗多的魔戒一样，奖杯也不能被火烧掉或是丢到垃圾桶里。我看过电影《指环王：魔戒再现》的预告片，担心它会像电影里的魔戒一样重新找上门来。于是，我决定把它安置在最偏僻的地方，关在了柜子里，让它烂在半打垃圾袋和水管清洁剂旁边。“去你的吧！”我温柔地对奖杯说道。

第二天，回到工作岗位后，我得知“午夜加班奖”去年的得主是戴夫——一个看上去总是满面愁容、每天嚼着同样口味的三明治的人。在公司的圣诞晚会上，我们俩在一个角落里挨坐着，他醉醺醺地跟我承认：“只要能够知道如何离开这里，我愿付出任何代价。”

我从戴夫那里得到了启发，随后就做了一件极其愚蠢却令我倍感舒畅的事情——我辞职了。

由于没有找好下家，我开始称呼自己为“自由职业者”。在我的字典里，“自由职业者”是一种委婉的说法，特指那些在公园里闲逛，看到猫咪会格外兴奋的一类人。我坐在家里的蓝色沙发上，继续写着关于鞋子的文章，赚的钱比之前少了很多。当我看到人们在通勤的路上行色匆匆时，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偌大的城市容纳了近900万人，而我每天的交流对象仅限两位——萨姆和一位咖啡师。

咖啡师不是一个健谈的人，而萨姆在我们家的四面高墙之外，也有自己的生活。他有热爱的工作、聊得来的同事，参加了一个夜跑俱乐部，还有能和他一起看足球比赛的至交好友。他是一颗可以自转的独立星球，而我却是一颗只能围绕着他转的精神贫瘠的卫星。每天清晨他一去上班，我就把头深深地埋进被子里，因为不想独自面对又一个阴郁的日子——一个不会有人在某个地方等我赴约的苍白的日子。我哥给我发短信说：“你好长时间没给我发短信了，过得怎么样啊，最近还好吗？”

我哥发来的短信给了我重重一击。我无法将我的情况告诉家人，因为他们离我实在太过遥远。我掉进了一个抬头都望不见日光的幽暗的洞里，怎么找也找不到出口。但我不愿向任何人承认，包括萨姆，也包括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