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聚光灯下的进与退（5）
艾丽斯的反复拷问和冷嘲热讽，把我从自己设立的禁锢中解救了出来。我把故事又从头讲了一遍。我踏出她家门的那瞬间，感觉一切都变了，变得更好了。
我后面又见了艾丽斯一次。她让我把这个故事再讲两遍，每讲一次我都更加平和。我的声音愈发平稳，思路愈发清晰。我不由得开始相信，我能在真实的人群面前表演。就在我讲第二遍快收尾的时候，我的余光瞥到一只蜘蛛从天花板上缓缓垂下来，即将要触碰到我。我一个健步缩到角落，极力控制自己不发出尖叫声。
于是，今天的重要课程是——永远保持警惕。
在我收拾东西离开之际，艾丽斯对我说：“我想让你记住你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你必须渴望讲述你的故事。这种渴望非常必要，当你神经紧张的时候，记住回想一下你这么做的初心。”
从艾丽斯家出来，我径直前往《飞蛾》排练现场。明天就是演出的日子，今晚我要和其他4位讲述者一起上台彩排。
一位是澳大利亚纪录片制作人达兹，他有一头精灵般的金发；一位叫英格丽德，之前是学者，后来成了作家；还有刚从华盛顿飞来的美国人戴维；最后是我。其实还有第五个讲述者，他因为女儿病了，今晚来不了，我没记住他的名字。可能是因为我的注意力全放在戴维身上，我刚刚发现他是奥巴马在白宫的御用演讲稿撰写人之一。
对不起，什么？我要和那个帮奥巴马写演讲稿的人一起表演？我要在他表演完后上台？不，我不能在他后面！
但后来我意识到，还有谁能比他更好地给我建议？除了这个帮助过最伟大的演说家的人，还有谁？如果有人能给我一些关于演讲的建议，那一定就是他！好吧，应该是奥巴马第一，这个人第二。
于是我拦住了他。
“你觉得奥巴马有没有演讲恐惧症或者你觉得……”
“我觉得比起演讲，他应该还有别的更值得操心的事。”戴维回答。
“也对。”我点头。
戴维告诉我，每次演讲前，他和奥巴马都要排练很多次，这让我颇感安慰。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没想过原来奥巴马演讲也需要排练。我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天生就能言善辩，冷静优雅。
“啊？那你要是知道碧昂丝也会怯场的话，你就不会这么紧张了。”戴维说。
戴维人很好，但这种安慰其实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大家总会这么安慰人，你看谁谁也和你一样。但事实是，我不是碧昂丝，我甚至连她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她永远是碧昂丝，我还是我，碧昂丝几乎百分百会把事情做得很好。而对我来说，什么糟糕的事都有可能发生。
有一次在格莱美表演现场，阿黛尔中途停下来，骂了一句脏话，然后转过头向大家道歉：“对不起，我刚骂人了，我们能重新开始吗？”所以，比起完美的碧昂丝，我更像阿黛尔。
“戴维，你……你真觉得我可以吗？”我问。
“你可以。”他说。此刻，我收获了一位奥巴马的啦啦队队长。我试着信任他，就像奥巴马必须要做的那样。
梅格让我们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轮流讲述各自的故事。英格丽德有些犹豫地开口了，她讲述了一个最感人、最生动的故事。当她谈到如何照顾自己罹患乳腺癌的母亲，以及自己的儿子在学校如何被欺凌时，她的讲述逐渐顺畅起来，不再犹豫。看得出她还沉浸在对母亲的思念中，但不知为何，英格丽德仍努力地让她讲的整个故事的氛围显得轻松有趣。
我喜欢听别人的故事，看着他们动容地回顾着自己人生中重要的时刻。但我更喜欢的是，看到他们讲述故事时流露出的一丝丝惶恐和害怕。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了，他们的集体恐惧让我感到一丝丝慰藉。它让我明白：我没有疯，我也不是孤独的，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梅格就像我们的童子军女训导一样，精力充沛，活力四射，她不断向我们保证：“怯场没关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我们没人相信她。
正式表演的前一晚我彻夜未眠。
天好热，太热了。整个白天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因为我的注意力完全无法集中。终于挨到了夜幕降临，我冲了个澡。萨姆帮我熨了衬衫。我穿的和莎伦·霍根在联合教堂举办的“书信现场”活动上的打扮一模一样：穿着带纽扣的浅蓝色男式衬衫、黑色牛仔裤、灰色靴子，头发松松垮垮地垂下来，戴着大大的玉耳环。
我到现场时，门口已经聚集了一小撮人。观众对我来说一直是“理论上的存在”，但现在却变成了“现实的存在”。他们排着长队，有些人还盯着我看。我站在外面，整个人都吓呆了。幸好这时门开了，一个制片人探出头来，示意我进去。然后她说了一些《飞蛾》的表演规则：故事最好控制在12分钟以内，一旦到了12分钟，小提琴手就会拉出一连串吓人的音符，提醒我们时间到了；最多不能超过15分钟。
我只听进去了一半。
我看着观众席上的空座位，犹豫地走进了教堂，然后发现其他讲述者正在用麦克风练习。轮到我时，我跳上舞台，肾上腺素开始飙升，隐约有些不适。我刚说了几句话，就被自己奇怪的声音震住了，它像极了一个弧线球在房间里吊诡地弹来弹去。现在我根本不需要弧线球嗓音。
“可能没人告诉你，等下房间坐满了人，回音就会少很多了。”一名站在舞台附近的男子说，“当你真的在那边讲故事的时候，你的声音听起来不会这么奇怪的。”他就是剩下的第五位讲述者，看起来怪怪的。他刚从一个文学会赶过来，自我介绍说他叫奈克什，但我几乎没认真听他讲话。他的全名是奈克什·舒克拉，我当时不知道他是《好移民》的编辑，我还读过他的两本书。当时实在是有太多别的东西让我分心了，我没有办法更细致地去了解他。所以对当时的我来说，他不过是战场上的另一位对手罢了。
他穿着菠萝短裤和菠萝衬衫。
“你看上去好像不太紧张。”我有些怀疑地说。
“我紧张啊。”他说，“不然你觉得我为什么要穿这个？穿了这个我就觉得大家看的是一只菠萝，而不是我。”
我们在休息室里等着，不安地转来转去。澳大利亚人达兹不停地跑过来，又跑过去。她甚至比我还紧张。她在房间里大步走动时，身上那飘逸如斗篷的长外套印证了我的想法。不用说，这就是她今晚的盔甲。
她冲回休息室，坐在钢琴前，开始敲击琴键。
“这样能让我轻松一点。”达兹说道，钢琴的旋律很快淹没了房间里的其他噪声。被介绍过来的计时员——一位留着深褐色头发的小个子白人女士，拿出她的小提琴，开始附和钢琴的演奏。现场一片混乱，充斥着嘈杂的、诡异的声音。我就像踏入了一部先锋派电影，主演已经失去理智。
与此同时，梅格和另一位制作人还在嘈杂的音乐中大声交谈。戴维穿着他的黑色外套来回踱步。我站在角落里，看着这一切。整个场景让我觉得我的大脑好像被翻了个底朝天，剧烈地晃动着。
我跑出房间，穿过走廊，透过黑色的大幕布往里看。
室内的光线暗了下来，外面太阳正在落山，观众陆续开始就座。
我体内的肾上腺素飙升，我都快撑不住了。离演出还有整整半个小时。
“杰丝去哪里了？”我听见梅格的声音从房间里传出来。然后钢琴声戛然而止，我被怀疑要“叛逃”了。
想想也有道理，因为我把头发扎成了马尾，此刻正在调整我的袜子。尽管穿着带后跟的短靴，但我知道如何穿着它们跑步，说实话我穿这双靴子能跑得很快，我完全可以逃之夭夭，头也不回。
我听见身后有动静，然后转过身看见了戴维。
他用恳求的眼神看着我。
“你能不能带我——”他开始说。
我不解地看着他的眼睛，猜测他要说的话。
开始新生活？出海？去找奥巴马？他到底想去哪儿？
“去买杯冰咖啡？”他问道。
我叹了口气。
“我没什么精神。”他说，“上场前我想喝杯咖啡。”
这真是一个逃避的好借口。我领着他穿过联合教堂的过道，经过制片人和舞台工作人员，以及在外面排队的人们。
现在门外的队伍已经变得很长了。
“他们是狗仔队！”我说。我被他们吓得呆住了。
“狗仔队可不是这样的。”戴维说。
“我知道！”我说，我挥手让他走开，眼睛盯着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