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也有本原说：五行生克（2）

就像我们现在日常普遍使用的十进制或者计算机编程普遍使用的二进制一样，据郭沫若等人的考证，中国早期存在过一种五进制的计数方法。在这种方法下，数字逢五就会进位，五便成为一个计数区间内最大的数。于是先人就对五产生了特殊的感情，觉得它代表一种限制，什么事情都不能超出它，超出了就要在一个新的循环中重新开始。因此，古代用“五”作为限制的观念很多，除了上面提到的“五星”“五材”，还有我们熟悉的“五常”“五伦”“五经”等。所以，“五行”使用“五”这个数字来最大程度地总括构成事物的元素。至于这种五进制的计数为什么会诞生，答案则无法知晓。

以上说法都属于有据可凭但不能被彻底证实的合理猜测。在五行观念确立之后，我们的祖先开始学着用五种事物的关系来解释自然中的诸多现象。表面上看，就像四元素拥有“爱”和“斗争”一样，五行之间也有“生”和“克”两种关系。但五行说的思考方式是以一个元素为比较主体、其他四个元素为比较对象来进行的。这样一来，“生”和“克”又被细分为“我克”“克我”“我生”“生我”。另外，还有自己和自己的比较，即“我同”。“我”是指五行中任何一个作为比较主体的元素。

在这里，我想指出一个被不少人忽视的问题，即五行的确立或者说“五”的由来是一个逻辑上必然的结果。在上述的推演中，“生”和“克”代表的是事物之间最基本的二元关系，这个关系中隐藏着“施动者”与“承受者”的二元角色，当二元关系与二元角色交叠时，就会产生四个比较的对象，再加上比较的主体，刚好就成为“五”。也就是说，五行说内在含有一个十分自恰的逻辑结构。

先人们究竟是根据这种逻辑结构来寻找、添置合适的元素种类，还是确定了元素种类之后才发现其中的逻辑结构，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但从操作的可行性来看，后者的概率要小得多。比如，恩培多克勒把构成世界的元素规定为四种，我们不必知晓元素的具体内容就能得出判断：由于每一个元素只能与其他三种元素形成三种关系，他必然无法推演出上述的逻辑结构。又如，东汉大儒郑玄曾把《周礼·考工记》中提到的“五材”注释为“金、木、皮、玉、土”。这个说法虽然满足了数量上的要求，但由于内容本身的限制仍然没法形成有效的生克关系。

由此可见，在五行说的确立过程中，比起找到五种物质作为构成万物的元素，更难的是把这五种要素完美地安置在生克的逻辑结构之中。这也暗示了五行说的核心内容并不在于五种元素，而在于五种元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前者作为一种经验性的总结，并不具有必然性，比如，把五行中的金替换为铁或铜并不会有任何影响；后者作为一种纯粹理论的演绎，则不允许在任何一个环节上做出一丝改变。

认识到五行说内在的逻辑关系之后，我们就能谈它与古希腊元素说的差异了。五行中虽然包含着水与土这两种在《管子》中被视作本原的物质，但五行说的本质并非对万物本原的讨论。在上一章对古希腊哲学的讨论中，我们已经了解到，本原问题必然会涉及本原如何运动变化而生成万物的问题，恩培多克勒的“爱”和“斗争”便是针对此问题提出的。但当我们仔细地审视“生”与“克”这一对概念时，就会发现后者根本不是在讲五种元素之间如何通过组合或分解构成不同事物，而是在讲元素之间相合与相斥的关系。换句话说，五行说试图揭示的不是构成万物的要素，而是万物之间的生克关系。这样一来，木、火、土、金、水就成为不同关系中的代表符号，而不是真的物质元素。

比如，在五行说被深入运用的中医学看来，肝属木，脾、胃属土，因为木能克土，所以人体之内往往会有肝气逆行伤及脾胃的症状。在这个例子中，肝、脾、胃作为人的组织器官，肯定不是由木、土元素构成的，但三者可以与土、木建立某种连接，从而具有土与木的生克关系。人体器官与五行建立连接的方式便是，通过分析五行各自的性质来与人体器官做比较，比如，土在下，有承载包容的性质，脾胃亦有容纳食物的性质；木生长，有生发畅达的性质，肝生血，亦有生发的性质。

不仅人体器官，世间万物均可以与五行建立对应的联系，甚至一些无形的事物也可以。比如以“职业”为例，仍拿土、木来说：土在下，象征谦下，所以多与服务业相关；木生长，象征滋生养育，所以多与文教业相关。不过，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种联系有些牵强，而且在某些领域中也不大存在五行那种生克关系，比如我们很难说教师就一定会克制饭店老板。这也是现代人批判五行说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