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官无法触达的世界：古希腊哲学的认识论（1）
通过上一章的内容，我们知道中国哲学同样存在着一个走出洞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气”概念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人对未知世界初步完成了理论上的构建。“理”概念的出现，说明中国哲学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理论发展路径。但不论中西方哲学在之后的发展中有何不同，一个不能被否认的事实是，二者都是以对“物”的思考完成从早期宗教到哲学的转向的，这个“物”既包括某一个、某一类由属性与实体构成的事物，也包括具有普遍性的天地万物。
现在，我要提出一个关键的问题，可以使我们对哲学的讨论进入一个全新的层次与领域。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不凭借经验感知，那么我们根据什么对“物”做出相关的哲学判断？以我们讨论过的内容为例。我们知道，巴门尼德在反对用眼睛、嘴巴得出的意见时，提出了用逻辑上的同一律来推导真理。不过我们也知道，亚里士多德由于发现了逻辑解决不了的问题，从而进入了形而上学的论域。在这一章里，我们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地去质疑：当逻辑所代表的知性能力也不靠谱时，我们还能运用什么能力去思考真正的哲学问题并且得出结论呢？问出这一问题就意味着我们从形而上学的晦涩中跳了出来，进入了“认识论”的范围。
西方哲学最初主要围绕着“本原”与“本质”这两个概念展开，这说明西方最早的哲学思考起源于对经验观察的疑惑，人们开始觉得有一些值得探索的要素并不能通过眼睛、耳朵、手等感知。事实上，我们想深入甚至彻底地认识这个世界的话，就不能单靠感官。道理很简单，因为某个人的某种感官只能片面且表面地接触这个世界，它所形成的认识并不能保证是对真实的客观显现。一旦人们开始自觉地希冀打破自己的局限而去追求真实，他所在的经验世界就成了一个需要逃出的牢笼。
对此，柏拉图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比喻：在一个洞穴中有一堆火和一些人，火燃烧的光芒把人的影子照在洞壁上，人被锁链锁着不能动，只能面对前面的洞壁，永远看不见背后的火与旁边的同伴。这些人生来即如此，被囚禁洞中。在柏拉图看来，绝大部分人都如洞穴中的囚徒，他们一辈子看到的只是影子，根本看不到真实的人，更看不到洞外的世界。如果柏拉图能未卜先知，他完全可以把“洞穴喻”换作“影院喻”，后者对于现代人来说更容易想象——对于坐在影院看大屏幕上放映《终结者》的观众来说，他们看到的既不是施瓦辛格本人，也不是施瓦辛格生活的真实世界。
不管是洞穴还是影院，柏拉图想要表达的是，我们感知到的内容离真相还差得太远，哲学追求的是走出洞穴看到真实的天地。正是这种对真实的渴慕，让哲学家开始关注自身的认知能力与认知过程，哲学也因此产生了“认识论”这个研究领域。
认识论，顾名思义，是对人认识的研究。在希腊语中，episteme是“知识”，logy是“说”，epistemology这个词的原意是“关于知识的论说”，所以它也可以被翻译成“知识论”。认识与知识，是行动与结果的关系。epistemology的核心是求真，两个译名各有偏重。如果翻译成“认识论”，则意在问：“我们能够真正地认识事物吗？”如果翻译成“知识论”，则意在问：“我们能获得真正的知识吗？”这里所说的“知识”，显然不是“肚子疼的话就多喝热水”的那种知识，而是特指关于认识对象的绝对客观真实的信息。
围绕这两个基本问题，认识论或知识论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这些思考内容：人具有什么样的认识结构？认识的过程是什么？知识的来源和范围是什么？知识与错误、知识与意见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的提出，代表人们认识到，要想解决形而上学中的那些难题，必须先弄清楚，人们是如何认识经验世界和未知世界的。如果不能确定人们对哲学真理的认识能力，那么所谓“本原”“本质”“气”“理”这些概念，就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据之谈。
就像形而上学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历程一样，认识论也是从极为朴素的观点中发展起来的。最早涉及这一话题的观点，是古希腊以恩培多克勒为代表的哲学家提出的“同类相知”和阿那克萨戈拉提出的“异类相知”。前者是说，当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具有同样的基质时，认识才能发生，也就是“用土来看土，用水来看水”。后者是说，当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具有性质上的差异，甚至是对立时，认识才能发生，也就是“由冷知热，由咸知淡，由苦知甜”。
这种对于认识的初步判断在中国古代同样存在，生活在三国时代的青年才俊王弼曾说：“凡感之为道，不能感非类者也。”即感知的道理在于，不是同类的事物就不能互相感知。但与持有单一意见的古希腊元素论者不同，王弼也承认“异类相感”的道理。他提出了“情伪”的概念，试图说明认识的主体喜欢获取与自己不同的性质，“形躁好静，质柔爱刚。体与情反，质与愿违”。这就使得两个异类的事物也能互相接触，并产生认识。
实际上，在生活中，这两种情况确实是共存的。比如一个穷人由于知道拮据的滋味，所以他十分能体会另一个穷人所经历的痛苦；但如果不是认识到有其他人过着富有的生活，他就不会对自己的贫穷有什么感觉。这个例子说明，“同类相知”与“异类相知”都是基于生活经验的判断，它们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认识论的问题，因为它们仍然面临着“同类或异类相知的认识过程如何”的具体问题。
真正把认识活动本身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思考的哲学家是苏格拉底。和之前关心本原的哲学家不同，苏格拉底感兴趣的是如何确保知识的有效性，或者说如何获得真知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使用了一种极有特点的方式：辩证法。这是一种讨论哲学问题时特有的对话方式，它要求对话的双方或多方围绕着一个主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在不断剔除错误意见、保留正确见解后，形成最终的真正的认识。
因此，和苏格拉底聊天注定会成为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因为他总是想方设法地抓住对方谈话中的错误部分，并对其进行深入的追问。直到回答无法继续，人们才会发现自己走的是一条死路，这样他们就会转过头来重新寻找正确的认识。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引导求知者层层深入，自行得出结论，而不是直接给予求知者答案。这就像产婆帮助产妇生出孩子一样，所以辩证法被苏格拉底比喻为“助产术”。
无独有偶，与苏格拉底几乎同时代的孔子在教育弟子时，也提出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方法。“愤”是虽然想弄清楚但是还不明白的样子，“悱”是似乎想明白了但说不出来的样子。孔子认为，作为老师，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有必要去启发一下学生；启发之后，如果学生不能举一反三地扩充认识，那么老师就没有必要继续教育下去了。苏格拉底和孔子观点的一致之处，是他们都强调发挥认识的主动性。这是中西方历史上关于教育最早的观点。
苏格拉底曾和一个叫拉凯斯的将军讨论“什么是勇敢”，后者先以自己的生活经验答道，勇敢就是坚守阵地不逃跑。苏格拉底问，行军作战有时需要逃跑来诱敌，难道不能坚守阵地就是不勇敢吗？拉凯斯回答说，对于骑兵来说，确实可以根据战术来决定进退，但是装甲兵需要坚守阵地。苏格拉底对此回应说，他问的不是装甲兵的勇敢，而是普遍的勇敢。拉凯斯于是更改答案说，勇敢是灵魂的某种忍耐。苏格拉底问，勇敢是高尚的，所以勇敢对应的是聪明的忍耐，而不是愚蠢的忍耐，对吗？拉凯斯说，是的。苏格拉底又问，一个聪明且计算出自己处于有利地位，所以奋力抗敌的人勇敢，还是一个不聪明且没有计算，但仍旧奋力抗敌的人勇敢？拉凯斯说，当然是后者勇敢。苏格拉底便说，相比于善于计算的前者，后者显然是愚蠢的，但愚蠢的忍耐反倒成了勇敢，这和将军之前所说的矛盾了。